前几天，历下区老龄委组织有关单位，对全区百岁以上的老人进行健康查体。记者在随后的采访中了解到，在历下区13位百岁老人中，惟一的男性叫卢开津。让记者吃惊的是，出生于光绪末年的卢老先生，早年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曾与开国总理周恩来是同学。后来。卢开津先后留学日本和美国，获博士学位。深谈后，这位曾被劳改了近三十年的博士的睿智和达观，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和周恩来同台演过话剧”

　　说起自己早年的求学生涯，卢开津很自豪地告诉记者：“我和周恩来一起演过话剧。”

　　卢开津1902年10月29日出生在湖北沔阳县(现仙桃市)一个大家族里，父亲卢弼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读法律，后回国当律师。他的伯父卢靖是个资本家，是开滦煤矿的大股东，当时的南开中学也有他一部分股份。1910年，卢开津随家迁到天津。在家中跟先生读书，并随在南开中学教学的本家五哥学英语。1913年春天，卢开津进入南开中学读书。据他讲，他是班里年纪最小的，一般同学都比他大四五岁。他长得矮，再加上体育不好，他在班上有个外号叫“小老头”。

　　在中学时，卢开津和周恩来是同班同学，两人不同组，卢是A组，周恩来是B组。卢说，他记得很清楚的是，班里演话剧《一元钱》，周恩来演的是女主角，他演的是一个“小混混”，后来他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看见过当时的剧照。

　　因为年龄小，班里的同学参加政治活动，一般不让他去，他自己便潜心读书，门门功课都是优秀。1917年，中学毕业后，在家人安排下，他赴日本九州大学读工学。1923年大学毕业后，因成绩优异，他的日本教师推荐他去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主攻硅酸盐相率研究，指导教师便是老师的老师。1928年获博士学位。

　　“一辈子没缺过钱花”

　　经历了太多人生坎坷的卢开津把钱称之为“废物”，钱曾让他迷失了人生的方向，使他极不愿回忆从1939年到1949年的那段时光，只是笼统地说，那时就是做贸易。他说：“那时钱太多了，钱多了绝对不是好事，生活也就失去了应有的意味。那时的我是利用废物。”他清楚地记得，在那期间，第一次来济南，他是让人用轿子从西路抬上千佛山的。一次斋饭，当地官员就替他花了一百大洋。

　　小时候，因出身豪门，他生活无忧。从出国求学起，卢开津就是个自食其力的人了。在日本，他是大学里知名的全优生，每年的奖学金足以供给他上学，到现在，学校还经常给他寄校刊。在美国读书期间，因是导师推荐，加上成绩优秀，他每学期的奖学金是700美元，足以维持中等人的生活水平。

　　获得博士学位后，卢开津到了美国一家建筑材料公司做研究工作。1929年底，时任国民党开滦县县长的伯父给他打了个电报，说月薪三百大洋，让他回国任开滦煤矿的化学工程师。接到电报后，他就携新婚不久的美国妻子回到了国内。

　　卢老先生说，促成他回国的原因有三个，一是在国外受歧视。当时他在公司的工资是每月170美元，而与他同等资历的美国人却是300多美元。卢老说：“那时我是个‘半价品’。”

　　回国后，他就成了开滦煤矿的化学工程师，手下有一百多人，做化学化验分析等工作，一做就是9年。

　　对这几年，他说，那时“太阔了”，月薪三百大洋，相当于100个挖煤工的月收入。他家里住别墅，有花园，有汽车，有车夫和保姆。

　　那时，卢开津名义上是化学工程师，但具体的工作根本不用他做。宴会和舞会是他的主要工作内容，打交道的也是英国、比利时、日本等外国人。虽是在国内，却是过着外国人的生活，说英语，吃西餐。

　　1939年，卢开津离开了开滦，在上海、天津等做起了贸易，一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

　　1949年上海解放，卢开津成了地矿部的一名工作人员，后被派到山东博山，任一窑业学校校长。两年后，被调回北京钢材局工作。后因海外关系和解放前的经历，被定为双重特务，到山东劳动改造。

　　在这期间，他研究、生产过尼龙、水泥、化肥、农药等。因有专业方面的特长和需要，他走遍了山东当时几乎所有的劳改场所。

　　对这一段生活，虽然让他失去了自由，但他每月还能领到150元的工资，在当时，也是绝对的高收入者。

　　“生命从77岁开始”

　　1979年，卢开津的命运和当时的中国一样，迎来了转机：他平反了，结束了劳改生活，并被安排在山东翻译公司(现建筑材料研究所)工作。尽管当时他已经77岁了，但他对这段生活还是满怀激情：“我的生命从77岁又重新开始了。从那时起，我才算给人民做了些有益的工作。”

　　有了正式工作，卢开津仿佛焕发了第二次青春，工作上有使不完的劲。当时省市的一些对外开放的政策、法规等，是由他翻译成多国文字的。翻译公司有七八位工作人员，几乎所有的校译工作都由他承担，别人一天能翻译三千字，他能翻译一万字以上。多年国外的求学经历、长期与外国人打交道，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外文基础，这使他在这十年多时间中，倍感充实。

　　就是在退休后，他对这一段经历仍津津乐道。有人拿来国外的资料，他也义务为人家翻译。他说：“没想到快成废物的时候，还能做些有意义的工作。”

　　这段工作也让卢老感到了“单位是家”的感觉。1984年他第二次结婚时，单位在南新街给他分了四居室的房子，在去年10月29日，单位领导和同事还专门为他举行了百岁华诞的宴席。

　　卢老先生曾两度结婚，两次婚姻都很美满，他用一副对联总结了自己的一生，上联便是：金婚银婚，两度立家风。下联是什么，老人家不透露，说到时候就会公开的。

　　他的第一次婚姻从1929年至1979年。妻子是瑞典裔美国人，两人是在同一家建材公司工作。卢先生做研究工作。妻子SINZE(他为其取中文名字新懿)则是文秘，负责打字等。

　　卢先生告诉记者，新懿一开始是追求他的。她是穷人家的孩子，两个弟弟不学无术，还不务正业，一家人的生活全压在她一人身上。1929年结婚不久，妻子就同意来中国定居，一方面是她对中国文化有好感，再就是“逃避”，家境的窘迫让她不堪重负。

　　到中国后，新懿就成了“阔太太”，由于卢开津收入很高，她基本上没有再工作。就是在卢先生“劳动改造”期间，她也跟随在他身边，照顾其起居，靠卢先生每月150元的工资生活。

　　回国后第二年，两人有了第一个也是惟一的孩子，他在国内生活到1984年，后移居美国。

　　谈起第一次婚姻，卢先生总是有些许遗憾：“再差几个星期，就是个完整的金婚了。”更让他遗憾的是，陪伴他过了近三十年劳改生活的发妻，在中风三年后，在他即将结束劳改前去世了，没有看到他以后幸福的生活。

　　卢先生现在的妻子是1984年经人介绍结婚的。她叫任瑞霞，今年68岁。卢老对第二次婚姻很满意，他现在最大的愿望是活到108岁，那时，第二次婚姻就是银婚了。

　　据说，当年卢先生再找爱人的条件并不高，只是要求女方“不抽烟，不缠足，有文化”。任瑞霞说，他们认识后不长时间就结婚了，“因为是熟人介绍的，都是好人，所以结婚后生活很和谐。”婚后，卢先生就把自己的工资“交柜”了，由任瑞霞保管。从那以后，有多少工资，他再也没有过问。到现在，他连自己多少钱的工资都不清楚。他说：“这些事不需要我操心。”

　　在卧室里，有一幅卢先生自己创意的“虎茶寿图”，上面画了九只老虎，中央是个大大的“茶”字。他解释说，他本人属虎，九只虎代表他过了九个本命年，那时他就108岁了。而那个“茶”字，上面的草字头代表二十，下面部分则是八十八，加到一起就是108。他说：“活到了108岁，我的第二次婚姻就是银婚了。”

　　自结婚后，任瑞霞就悉心照料起了卢先生的日常起居，这让卢先生很开心，他曾开玩笑地说：“如果有来生，我还娶她(任瑞霞)。”

　　据介绍，卢老先生的生活很有规律，他用的物品摆放得总是有条不紊。退休后，他的作息也是很“机械”的，一般是早上5点半起床，听一会儿收音机，再做做气功，然后自己准备早餐。

　　他的早餐有点西化，一块面包，两块麦片，两块饼干，掰成碎片，外加一袋壮骨粉，一杯牛奶，掺和成一大碗吃。这顿早餐他不用别人帮忙，总是自己料理。

　　早饭后就在任瑞霞的陪同下，到楼下转转，最远能到植物园。午饭是窝窝头和青菜，中午睡两三个小时的午休，下午就聊聊天，晚上则是元宵、馄饨或水饺等。晚上，看完新闻联播后，他在八点钟左右就上床休息，或闭目养神，或听广播。每天生活基本如此。

　　有着多年的留学生涯，又曾长时间和外国人打交道，卢开津的外语水平相当高，精通英、日、德、法等多国语言。但说起这些，他很谦虚：“考托福我不会有高分的，因为我没学过(英语)语法。中文也不像样子，我没上过小学，在家中只是读过《三字经》，《古文观止》只读过几篇文章。”他说，在搞翻译的时候，他的长处是化工方面的专业知识。

　　卢开津很达观，说起近三十年的劳改生活，他说：“是监狱保护了我。不然的话，我早就被红卫兵打死了。监狱生活也让我对人生有了更多的认识。”

　　前几天，历下区老龄委给全区的百岁老人查体，结果显示，卢老的各项指标都很正常。因为视力稍差，他现在已很少翻译东西，但国外的一些资料还时常看看。他对时事很关心，在采访的间隙，还与记者交流一下诸如“巴以冲突”“倒萨”“刘晓庆税案”等话题。

　　卢开津家里还有一条幅，上面是名家书写的行楷：知足长乐。他告诉记者，这是他自己创意的，把“常乐”改成了“长乐”，虽是一字之改，意义却不同。他说：“常乐，就是说还有时候不乐；长乐则是一种持续的心态，就是一直保持快乐。”本报记者王永田、通讯员闫薇、吴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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