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的女教师，在心目中本是抗日英雄的父亲被人说成是土匪后，抱着弄清父亲真实身份的朴素想法，尝试着踏上了寻访之路。然而她没有想到，35年的查询历程，使她的心灵得到了空前的升华，在终于将父亲由“土匪”改变为烈士时，她也彻底改变了单纯寻求家族荣誉的初衷。于是，在已经花费了自己15万元的查访经费的基础上，她又投资10万元，在父亲当年战斗过的地方购建一处房产，要为当地的抗联烈士们建一座纪念馆，并于2002年的9月18日起对外开放。

　　当头一棒英雄的父亲变成了“土匪”

　　张桂芳出生在黑龙江省肇源县和平乡小白家坟屯。在她两岁那年，父亲就被日军杀害了，母亲焦淑清带着年幼的女儿改嫁到肇东后六撮房屯的张家，改随张姓。

　　张桂芳14岁的时候，一次碰见母亲边流泪边摩挲着一副纸鞋样子。母亲对她说：“这副鞋样子是你爸的，是我过去给她做鞋时用过的，他姓耿，是专门打日本鬼子的好人啊。”张桂芳问：“他是英雄吗？”母亲坚定地点了点头。

　　从那以后，张桂芳从母亲那里了解到，父亲名叫耿殿君，是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的一个团长，后来被日本鬼子杀害了。听了母亲的叙述，父亲的形象在张桂芳的心中高大起来，她深为自己有这样一个英雄父亲而备感骄傲。

　　然而，与此同时，她却听到了一个令她心碎的不同声音。有一次，几个同学在一起学习，间隙时张桂芳自豪地向同学们讲述父亲抗日的故事。这时，一个男同学轻蔑地笑着说：“别瞎吹了，你爸哪是什么烈士啊？听我爷爷说，他是个土匪头子，叫‘三省’。”男同学又说：“你爸要是烈士，你家怎么没有政府发的‘烈士之家’的牌匾呢？”

　　在同学们的嘲笑中，张桂芳丢魂似地跑回家，盯着母亲问道：“妈，我爸到底是烈士还是土匪？”

　　母亲似乎明白发生了什么，顿时泪流满面：“孩子，你爸真是为了打鬼子才死的，在我心中，你爸从来都是英雄。你好好读书吧，长大了有能力时，自己去查一查！”

　　父亲成了张桂芳心中一个挥之不去的模糊身影，也成了她心中的一个痛。

　　中学毕业后，张桂芳被保送到哈尔滨体育学校读书。在上学期间，她开始利用课余时间查阅有关父亲的资料。一天，在一本县志上，张桂芳果然看见把她父亲写成是土匪，她不愿相信这是事实，于是又一头扎到更为浩瀚的历史史料中。在东北烈士纪念馆，她查到了一份抗联老战士回忆录，从上面找到了父亲耿殿君的名字，而且明确记载父亲是抗联的一个团长。这是张桂芳第一次看到父亲作为抗联战士的历史记载，这让她激动不已。张桂芳决定，无论付出多大代价，也要查清父亲的历史，弄清父亲的真实身份。

　　感受艰辛她开始了漫漫的查询征程

　　1965年，张桂芳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大连市的辽宁师范大学体育系工作。从那时起，她一边努力工作，一边留心搜集有关东北抗联史料。

　　不久，张桂芳听说有一个叫林敏的抗联老战士和她父亲原是上下级关系，现居广州，可有关林敏的工作单位、住址等具体情况，她却一无所知。抱着一线希望，张桂芳只身来到广州寻访林敏。然而，张桂芳走遍了广州的大街小巷，大海捞针般地在广州艰难地寻找了3天，连林敏的影子都没有找到。

　　张桂芳并没有打退堂鼓，她先后又去了湖北、山东、河北等地。由于经历过抗日战争的人都年事已高，当她风尘仆仆地赶到当地时，有的知情人刚去世不久，有的人根本就找不到。

　　她又静下心来查阅抗日斗争史，在一份资料里查到了她父亲耿殿君的代号，并顺着这一线索查到了一个姓秦的知情人。但就在张桂芳历尽千辛万苦找到了姓秦的住址时，迎接她的却是老人的儿女手中捧着的遗像。

　　后来张桂芳又得到一条线索，在她的出生地肇源县有个人了解父亲的很多事情。于是，她又赶到肇源，可是，老人却患上了老年痴呆症。

　　随着几个知情人的去世，张桂芳清醒地认识到，时间拖得愈长，对自己的寻找愈加不利，因为这些知情人现如今都已进入高龄，生命对于他们是极其脆弱的啊。如果这些知情人不在世了，父亲的历史就真的成为永远也解不开的谜了。

　　峰回路转父亲的真实身份渐露端倪

　　1985年，47岁的张桂芳临近退休，她决定用全部精力来调查父亲的有关情况。有一天，张桂芳在查阅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的史料时，意外地查到了三肇地区地下党的副书记高吉良的线索，这一发现让张桂芳兴奋异常。

　　顺着这一线索，张桂芳几经周折，打听到高吉良老人仍健在，现居住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汤原县。1985年的冬天，黑龙江省境内的雪下得特别大，张桂芳只身一人顶风冒雪来到汤原县城，探访高吉良。由于没有老人的详细住址和联系方法，她只好逐条街道、逐个单位打听。下午3时左右，又冷又饿的张桂芳终于在一家窄巷里找到了高吉良的家。见到老人，还没说话，张桂芳的泪水一下子涌出了眼眶。

　　已经74岁的高吉良老人听完张桂芳的讲述后缓慢地说：“你把我平静的生活打乱了啊！”然后，便望着窗外飞舞的雪花，一声不吭了。

　　天渐渐地黑了下来，张桂芳见高吉良不再言语，心想老人一定是不愿再触动心中沉淀已久的那段苦难的历史。她体谅老人的心情，只好起身告辞。

　　第二天天刚亮，有一个男青年来到了张桂芳的住处，说他是受高吉良老人的委托，来接张桂芳回“家”去住。到“家”后，高吉良拉住张桂芳的手说，自己昨夜一宿没睡，脑海里总是浮现出他的那些牺牲了的老战友的面孔。接下来，高吉良开始给张桂芳讲述了她父亲的事情，一讲就是3天3夜。

　　通过抗联老战士高吉良的回忆，张桂芳亲生父亲的身份才得以证实。张桂芳的生父叫耿殿君，1903年出生于山东省掖县，后随家逃荒到现在的黑龙江省肇东市务农。1932年3月投身抗日大业，由东北抗联第三军军长夏云杰介绍入党，受李兆麟将军直接领导。1933年党组织派他去肇源组织抗日队伍，因害怕被大股匪帮吃掉，在李兆麟和宋子文的主持下，耿殿君和其他12人在肇州县新福乡永安村孙万全家结拜成了把兄弟，向外报号“大省”直至“十三省”。其中，耿殿君报号“三省”，他的弟弟耿殿臣(抗联烈士，1940年8月牺牲于肇东县周岭窝棚)报号“五省”。1941年4月，耿殿君为掩护抗联第三军十二支队中队长赵景海(革命烈士)被日军逮捕。同年末，耿殿君在党组织营救他出狱的前夕，被日军送到位于哈尔滨的731部队用于细菌实验而残害致死，连尸体都没有留下。由于他们的报号，加之耿殿君的真实身份很少暴露，所以后人对他投身的事业不了解，误认为他是土匪，一直没有给予烈士称号。

　　历经磨难她的心灵得到了升华

　　张桂芳在高吉良老人家住了一个星期。临回大连，她跪在地上，给老人磕了3个响头。老人连忙拉她起来说：“闺女，你是烈士的后代，在抗日期间，还有很多从事地下斗争的同志牺牲了，到现在也没算为烈士，你这件事做得好啊，是让后人别忘本啊。”

　　此后，为了补充材料，张桂芳又连续5次来到汤原县高吉良的家，并多次到外省市找知情人了解情况。

　　可是，就在张桂芳要将这些材料上报国家有关部门审核时，磨难再一次降临到她的头上。1996年夏季的一天，一个小偷趁张桂芳家里没人，偷走了家里的许多东西，其中包括那个装有5大本材料的小皮箱。小偷偷走的不单单是5本材料，而是父亲的历史，是她的命啊。

　　张桂芳感到五脏六腑都被掏空了，她大病一场，身心备受煎熬。第二天，张桂芳咬紧牙关开始重新整理资料。为了取得知情人的第一手资料，她只得拖着病体在短时间把几十年走过的路又走了一遍。很多知情人在得知张桂芳的遭遇后，被她的顽强精神感动，将自己珍藏多年的抗联纪念物捐赠给她，而且又给她提供了许多新的线索。

　　1996年9月，张桂芳再一次经历了生与死的“洗礼”。那一次，张桂芳搭乘一辆拉沙子的车去肇源补充材料。路上，这辆车与迎面急驶过来的大货车相撞，车翻了，张桂芳被甩到了车下，头部被撞了一个拳头大的血包，在医院里治疗了3个月才出院，但还是留下了脑震荡后遗症。

　　大难不死的张桂芳出院后，继续她的查访。她还根据知情人的描述，找画家画成了父亲画像，父亲在她的心目中成了真正的英雄。

　　求证父亲身世的35年中，张桂芳搜集了1米多厚的证明材料，光是各种车票就有半尺多厚，先后花费人民币15万元。通过她上报的证明材料，国家有关部门认定了耿殿君是革命烈士。2000年11月，一张“革命烈士证书”终于发到了张桂芳手中。有人看到证书上写有“不发给一次性抚恤金”的字样时，往往不理解张桂芳，说：“一分钱也得不到，却倒搭进去了十几万，何苦呢……”

　　张桂芳笑笑说：“我从为父亲查寻历史的第一天起，就没考虑过要一分钱的补偿，我父亲是为了打侵略者牺牲的，不是为了钱而死的！再说，在找寻中，那些抗联老战士的经历和境界，真的对我教益颇深啊，我得到的这些，比金钱更重要嘛……”

　　随着张桂芳寻访的不断深入，她对众多的抗日英雄的敬仰也在日益加深，渐渐地，张桂芳的心里已经不再局限于只寻求家族的荣誉了，她产生了要为和父亲一起战斗过的烈士们立碑树传的想法。于是，张桂芳和丈夫把家从大连搬到了黑龙江省肇东市的先进村，花了5万元盖起了一幢房子，并计划再投入5万元为在当地战斗过的抗联烈士建一个展览馆。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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