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的事物都有因果关系，有因才有果，因此也有了解铃系铃之说。但是，在法院审案时，会遇到“倒置”的尴尬，“因”还未理，却审起了“果”，这是因为民案遵循着一条不诉不理的原则。日前，杨浦区法院就审了一起“因”未诉“果”先审的民案。说是产妇李某将刚出生的女儿留在了医院里，半年后，医院将产妇告了……

　　临产前———产床突然间坍塌

　　今年的4月3日，本市一家医院向杨浦区法院送上了状纸，他们状告家住杨浦区的一名曾经在他们医院生产的产妇李某，要她领回留在医院的女儿，并且还要支付女婴留院期间的营养费、医药费、生活费等。

　　起诉书写道：被告因分娩于2001年10月12日入住原告产科病房，10月13日凌晨被告在产房顺产一名女婴后母女返回病房。被告于10月26日出院，住院14天。但此时被告却弃婴于产科病房不予抱回抚养。原告曾多次要求被告将自己的孩子带回抚养，但被告始终以医疗纠纷为由不予理睬，不将弃婴接出院。为此原告为其抚育至今……

　　一个30岁的母亲为何要把刚生下的骨肉留在医院而不顾？从起诉书中，事情发生的情景写得极其简单，只是隐隐约约发现是“以医疗纠纷为由”。直到法院庭审，这才从产妇之口知道了“未经法庭查证”的原因。

　　被告陈述，2001年10月13日的凌晨3时，临产前阵痛袭来，她疼痛难忍，发出阵阵叫唤，护士前来调整产床的姿态，不知怎么按错了产床的电钮，产床突然向下坍塌。她说，她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一震，“我瞬间窒息”。女儿降生了，伴随她的是出世后的第一次抢救。李说，“早晨5点，小儿科医生就向我父母发出了病危通知。后来经小儿科医生抢救，才转危为安。”

　　在随后的一次次医患交涉中，李某与家人认为婴儿出现病危的状况是因产床坍塌而导致的，他们向院方提出了赔偿要求。然而始终没有达成一个书面的、可以为后来证明有法律效力的解决方案。2001年10月26日，产妇李某办理了出院手续回家。她说，当时院方退还给了她住院费2000元和女儿小儿科住院费预付款2000元。在收条上写着“因产科责任事故，今收到产科退还住院预付款2000元，婴儿预付款2000元，共4000元。”但是，李某以为医院有对女儿观察6个月的口头承诺，于是将襁褓中的女儿留在了医院。而后，关于婴儿的去留问题，医患双方多次发生争执，矛盾越来越大。

　　“因”与“果”———如两股道上的车

　　法官办案是跟着案由转。什么样的案子、什么样的诉讼请求，当庭就应举与本案相关的证据，调查这一节事实。现在医院诉的是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案，法官只能听李某对“因”的陈述。因此案不是医疗侵权纠纷案，法庭上不调查另案相关的事实，接下来他办的还是“果”的案。于是，就婴儿该不该继续留在医院这个本案的焦点，双方争执仿佛是两股道中的车，走不到一起。一方说是“因”不是“果”，“果”就是“果”；而另一方则讲，“果”是“因”引起，“因”是“果”之源。

　　原告提出，产妇李某与医院发生医疗纠纷，完全可依法通过诉讼解决，而不必以无辜的婴儿作为“筹码”向原告施压，这样做对己对社会对其他病人都会带来负面影响。他们说，将产下的女婴滞留在医院长达半年之久是不对的，医院有着繁重的医疗任务，并非社会福利机构，抚养被告之女于情不合，于法无据。

　　被告对原告说她弃婴感到十分委屈，她在法庭上说她没有遗弃婴儿，而是由于她在分娩时原告的护士失职导致了产床的坍塌，更导致了婴儿出生后的病危现象。因为当时她在出院时，院方有个口头承诺，她才将婴儿留在了医院，她更不同意现在由她向医院支付抚育费等费用。

　　那么，医院是否曾经向李某作过让婴儿留院半年观察的口头承诺？原告否认李某的说法。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李某无法举证证明对方作过这方面的承诺。法庭辩论结束后，法官主持了原被告双方的调解，毕竟是母亲，怎舍得心头之肉，李某愿意尽快将孩子领回，享受天伦之乐。然而对医院要求李某支付的各种费用，李某坚决不同意调解，法院决定择日判决。4月25日，李某将女儿从医院领回。

　　公堂上———一波未平一波起

　　今年6月27日，杨浦区人民法院对这起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案作出了一审判决。由于原告告的是“果”，法庭不对其“因”的情况调查，所以法官在判决书上表明，被告于2001年10月12日入住上海某医院产科病房，10月13日生产一女婴。在此期间，医患之间发生纠纷，故被告10月26日出院时，未将女婴领回，为此原告来法院起诉云云。

　　法院认为，作为合同纠纷，原告向被告及婴儿提供了医疗服务，被告应有义务支付相关的费用。一审判决被告败诉，她须向医院支付医药费、婴儿室费、治疗费、护理费、外购物品费、奶费、尿布费等共计5997.87元。还要负担大部分的受理费。

　　一审判决作出，被告李某不服，于7月10日写了上诉状，要求上级法院对这起案件进行再审。她称，她是“由于被上诉人单方面的过错行为，造成上诉人身心痛苦，新生儿健康受损”，请求二审法院改判原审法院的判决。

　　几乎同时，李某和女儿分别向杨浦区法院提起医疗侵权纠纷诉讼。这两起追究“因”的诉讼状强调了其一，原告李某和女儿在待产分娩过程中，由于医院护理的误操作，致使李某承受痛苦，女儿病危；其二，原告还认为被告院方违背口头承诺——让女儿留院观察6个月，进行监护治疗；其三，由于被告工作失职，使她在“做月子时处在极端焦虑、惊恐不安之中”，心灵深处受到极大的伤害。

　　李某要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费1万元；代女儿要求被告赔偿医药费1万元、精神损失费1万元，若造成原告的智商低下，还应负继续赔偿责任。

　　由于这两起追究“因”的诉讼将调查院方是否发生如李某所述的误操作情况，以致病床“坍塌”、李某是否“瞬间休克”和产生的后果、女儿的“病危”是否与上述有关等等，一切都需要在法庭上查证。

　　法院也可能按新出台的证据规则，要求医疗机构承担举证责任，即“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进行举证，“再现”当时的情景。届时两方在庭审中将会出现更为激烈的辩论。

　　尾声

　　在审理“因果倒置”的案件时，一个说“果”的不该，一个讲“因”的出错，两者常常无法围绕着案子的焦点进行辩论。法官虽然能对事件的因果有一个了解，但只能对已经查证了的事件的“果”进行判决，因此这类“因果倒置”的案件，判了“果”一方，“因”一方就会上诉，就会出现连锁反应，将“因”另案提起诉讼。于是，“因果”又重新会合到一个时段，分别审理。看来在现实中，不但有“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还有“公诉公的案，婆诉婆的案”，两者各取所需，泾渭分明。(本报记者 宋皓亮 本报通讯员 董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