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在西方社会被普遍当成“第四权力”
单仁平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10月底签署一份“特许状”，英国将据此成立官方报业监督机构，取代现有的自律体系，此外一个用于监察新监督机构、确保其独立性的“认可委员会”将同时设立。英国报纸出现不少反对声，有的宣称英国持续了300年的新闻自由“走到尽头”。
这一调整被认为是英国政府对不断变化的媒体现实做出的反应。2011年《世界新闻报》发生的“窃听门”，以及一些社交网站之后在伦敦骚乱中的表现，都刺激了英国社会围绕“言论自由”及媒体道德出现前所未有的困惑。
媒体在西方社会被普遍当成“第四权力”，在以往传统社会里政府权力优势明显时，人们对“第四权力”给予了鼓励为主、甚至放任的态度。然而进入互联网时代，社会权力结构在嬗变，英国这样的社会也面临社会传统力量与舆论力量之间的再平衡。
对媒体来说，永远是言论自由越多越好，获取信息的手段越不被限制越能搞到猛料。公众通常会把这一切当成“大娱乐”，他们对媒体一旦朝着极端变化有可能伤害到社会及国家利益并不很敏感。
全世界舆论场都流行不同程度的民粹主义冲动，政府推行治理措施很容易被描述成“别有用心”。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自治能力坚信不疑，在他们心中实际存在一个超级自由的乌托邦。
英国实际上只朝报业监管迈了一小步，在该国媒体界引起的反感如此强烈，这一冲突是世界舆论现实的缩影。
凡是互联网发达的国家，大体都迈过了“警惕政府专权”作为舆论第一要务的时期。互联网彻底削弱了各国政府对舆论的主导能力，增强了舆论的政治动员力，并且为少数派力量对抗社会主流声音提供了方便。
英国大概意识到该国舆论界的一些动向对法律形成挑战，“擦边球”越来越多，因此成立官方监管机构虽然会引起一些抗议，但女王还是签了“特许状”。
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媒体的行业自律比英国的更松弛，不少发展中国家的媒体还处在对言论自由的早期兴奋中。一些人主张传统媒体的监管以社交网站的放任为参照，而不是社交网站加强对违法信息的监控。
社会秩序同发布信息的自由是一种微妙关系，成熟的社会一直根据自身的实际，调整二者的关系。鼓励自由发布信息会刺激社会的活跃，增加公众的承受力，但这种鼓励在任何国家都有大致相同的边界，那就是不能破坏社会的运转，不能损害现有法律体系的权威。
西方社会一边意识到自身在互联网时代面临新挑战，一边对第三世界国家媒体的出格行为给予鼓励。某个西方国家为维护法律和社会稳定，出台一些监管措施，搞一些“潜规则”，如果出抱怨和反对声，一般限于该国国内，不会形成西方舆论共同的口诛笔伐。而如果同样的事情出在非西方国家，比如出在中俄，西方舆论必群起而攻之。
媒体往往是一国各种力量中最活跃的，但怎样让媒体的正面作用发挥到最大，尽量避免舆论开放的负效果，只有相关国家自己才能有最真切的感受，以及最准确的把握。这实际关系到一国重大利益，不可能让外部力量越俎代庖。
英国“特许状”提供了一个信息发达国家加强媒体监管的案例。以超越意识形态的实事求是态度观察它，我们就有可能透过别人的问题，获得对自己有价值的收获。▲(作者是环球时报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