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青 作

　　□张贵峰

　　近日，三部委联合发布《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银行基本服务拟实行政府定价。部分法律界人士认为，要求银行收费“提前报告”和“明码标价”，反而从法律上为银行“高收费合法化”留下了缺口。(2月12日《广州日报》)

　　应该说，仅从“价格管理”的角度来看，法律人士对于上述“征求意见稿”的批评质疑相当中肯。据银监会去年7月公布的数据，“中国银行业服务项目共计1076项，其中226项免费，占总数的21%；收费项目850项，占79%”。而媒体提供的统计则显示，“目前我国银行业的收费项目多达三千种，七年间增加了10倍”。

　　这种背景下，单靠有限的“政府定价”和“明码标价”，确实不足以遏制银行乱收费不断膨胀的趋势，反倒很可能会为它的进一步滋长大开方便之门。

　　因为一旦施行这种强力的政府价格管制，其换来的结果和代价必然是，一方面，银行乱收费被政府乱定价取代。要知道，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真正的合理价格只能是依据市场规律自由竞争、公平博弈的结果。另一方面，如果政府权力主导的价格管制全面介入，势必会严重妨碍价格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产生以“计划”取代“市场”的消极后果。

　　稍加品味，我们不能发现，“政府定价范围太窄，市场自由调节空间过大”的质疑暗含了这样一种判断：“银行乱收费”的根源在于政府管制太少、市场自由太多，事实其实正好相反。目前我国银行业之所以会存在包括“乱收费”、“垄断暴利严重”等诸多问题，恰恰是因为政府管制太多、市场自由太少。

　　比如，政府对银行业准入的严厉管制——— 导致民资进入银行业的门槛依然畸高，少数国有商业银行依然保持着对金融市场的强势垄断地位。再如，政府对银行利率的严格管制———导致国有商业银行仅凭源自权力的高额利差，便能轻松攫取连自己都感到“不好意思”的超额垄断暴利。

　　因此，将治理银行乱收费的希望寄托于政府价格管理甚至管制，从长远来看，其实并不靠谱。不仅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银行乱收费问题，反倒很可能让“乱收费”的真正垄断根源及其背后的政府管制、权力干预基础，更加趋于牢固隐蔽并被不断“合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