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商报评论部主任 向兵

　　成都商报的评论部，最早成立于2003年，那时我还不在这个部门，而是外派云南工作。2004年初回成都，年底又被派到青岛。2005年5月因为胆结石回来做手术，摘除胆囊，6月痊愈后就被任命为评论部主任。当时叫新闻评论部，几个月后改组为时政评论部。

　　现在想来，先切除胆囊再到评论部，实在有些微妙。

　　在中国，大家都会承认，评论，尤其是时政新闻的评论，风险系数可能是新闻行业中最高的。这不仅因为大多数评论，天生就是针对社会进步的不足之处，反复剖析，直陈利害，以期为政者察纳雅言，于时代进步与民生福祉，有所裨益。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大抵如此。

　　但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土壤，其实又没有真正的时政评论，只有所谓的政论，主要是体制内的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基于相同的思想体系，阐述不同的理解和认识而已。这种权利仅限于士大夫，于普罗大众，基本是无关的。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是这个道理。而时代发展至今，报纸、广播、电视早已具有了文物的价值，网络普及以来，论坛、博客、微博层出不穷，庶民的声音一再被放大，评论早就不再是权力的禁脔，甚至不再是精英的专利。

　　发布声音的平台越来越宽广，放射思想的成本越来越低廉，于是话语间的尺度也就日益被突破，话语者的胆子越来越大，诉求越来越激烈，思想解放言论自由的目标一次次被高高举起。这个时候，胆量和随之而来的风险，就是必须认真考量的问题了。

　　历史必将承认，中国近年来网络声音(不仅是评论，甚至包括不那么光彩的人肉)，或多或少在做推动历史车轮的工作，诸多贪官倒台，沉冤得雪，积弊被除，正义伸张，均赖于此。这其间，不仅要看到许多既得利益者因此不爽，甚至要想方设法除之而后快，就是原本居于话语前列和高端的传统媒体时评人，也由于自身客观条件的限制，逐渐感受到边缘化——其实就像和网络抢新闻时效性一样，争夺言论的锋芒和锐利，也本就不是报纸的优势。

　　俗话说，不能改变现实，就改变自己。其实，真正有社会责任和历史担当的人，即使改变自己，也无非是为了最终改变现实——你要战斗，必须活着。

　　所以，我们这几年一直用这样的目标激励自己，时评的世界是无限的，时评人的眼界也要开阔，一味盯着官民之间日益尖锐的冲突，急功近利希冀一夜建成罗马，未必就是明智之举。着眼时代进步的人，当然都喜欢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惊天动地的，多半不是好事(比如汶川地震、日本海啸之类)，真正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恰恰是那些细微到几乎不易察觉的日积月累的演变和进化。时评人往往痛感社会进步受阻于权力，其实权力原本就植根于芸芸众生。在这个意义上，将仰攻的武器，转化为传播新知的渠道，其意义一点也不比前者差。而且这样做，同样要冒某些既得利益者不爽的风险，还要承担同行者一时不理解的苛责，所以，这样做更需要智慧和胆量。

　　这样看来，当年我切除胆囊到评论部，既是先从机制上进行了预防，同时更提醒自己，既然胆已经没有了，那么就要加倍的努力，以期获得胆量和勇气，因为这是需要终身持之以恒的长久事业。成都商报的评论员们，几年来就是这样在努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