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记者在安徽界首市采访时发现一个奇怪现象：一些农村学校在校学生人数和上报的统计表上的人数对不上，有的学校在校人数和上报人数能差出一二百人。据界首市教育局计财股统计员谢富强介绍，他们上报国家报表的基础教育阶段小学生的数字是51586人，而实际上落实拨款表上的数字是36234人，中间差了15000多人。国家下拨款的总数减去实际学生人数下拨款中间的差额是1063万元。(1月8日《新京报》)

　　虚报学生人数，骗取财政拨款，既涉及近千万款项，更涉及公权滥用。类似现象之所以屡屡发生，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骗取的成本太低，而收益很高。许多大规模的虚报学生、虚报低保人数、虚报重点工程骗取国家资金的事件，都是集体行为，因为如此大规模的造假，涉及许多环节，需要组织和多数人来配合；而且，骗取来的国家资金，大多也是入了单位的账(包括小金库)，因为，如此巨额的拨款下来，个人很难将其独吞。这就意味着，许多骗取国家资金的行为，基本上不可能追究个人的刑事责任。

　　个人贪污、挪用公款要被判处挪用公款罪、贪污罪，个人从银行骗取贷款要被判处骗取贷款罪、贷款诈骗罪，但是，下级行政机关骗取上级行政机关的财政资金、转移支付，仅仅因为是“公用”，却没有任何人需要承担责任。这是一桩多好的买卖，因为，从上级行政机关骗取资金，虽然不直接进入个人腰包，但个人未必没有得到好处，钱骗到，领导公车可以换高配的，公款吃喝的钱也有了，甚至变相给职工建房、发福利的钱也有了；甚至，因为能为地方财政多拉到钱，造假的官员们普遍被上级认为有能力，而能获得较快的升迁。

　　这就暴露出法律的漏洞，那些动辄骗取国家资金几百、几千甚至几亿的官员，居然不需要负任何刑事责任，这就助长了官员们欺上瞒下，虚报人数、虚报工程蔚然成风。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国家明令撤销的“驻京办”，却有许多地方“驻京办”依然“潜伏”。而事实上，这些所谓骗取国家资金用于“公用”的行为，一点也不比贪污等用于“私用”的行为危害性小。因为，政府和官员用不正当手段骗取国家资金，鼓励了其他公民不择手段去达到自身的目的；况且，下级政府骗取上级政府资金，打乱了上级政府的统一部署，虚报了实情，也让其他应当获得补贴的下级政府不能获得应有的补贴；此外，通过这种不正当手段骗取国家资金的行为，是在阴暗中操作，因此极易滋生行贿、受贿、贪污等腐败现象。

　　有关部门当然应当好好地查查界首市虚报学生人数的事件，看看记者调查是否属实，看看骗取的钱到底用在了哪里。但是，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如何来堵住这种骗取国家资金的势头，该不该完善立法来加大对这种骗取国家资金行为的刑事处罚力度？   杨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