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翟春阳

　　毋须讳言，在对官德“高标准严要求”方面，当前我们还做得远远不够，给社会留下相当数量的“低标准宽要求”范例

　　国家公务员局近日发布《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大纲》。“十二五”期间，我国全体公务员将进行职业道德轮训，培训时间不少于6学时。

　　本来这个报道相当清楚明白，但还是引起舆论的误读，把“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理解为“官德培训”。如果是“官德培训”，那么问题就来了：“官德是培训出来的吗？”“6学时能培养出官德吗？”“这不是官德速成班吗？”

　　诸如此类的质问显然都很尖锐，但

　　多少有点会错了意，错把“公务员职业道德”与“官德”两个概念混为一谈了。“公务员职业道德”当然也是“官德”的应有之义，但“官德”是一个更大的概念。比如官员包养情妇、官员酒后驾车，还有这几天媒体报道的某残联理事长强奸女公务员、甘肃一官员猥亵儿童，这些失心败德行为皆超出了“公务员职业道德”的界限，但却没有超出“官德”的界限。

　　官德的外延有多大？道德的外延有多大，官德的外延就有多大。几乎所有的道德标准，都可以用到官员身上。官员就应该是道德的楷模，官员在道德上就应该受到比一般人更严格的要求，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德国前国防部长古滕贝格被指博士论文涉嫌抄袭，抄袭显然与他的职业道德无关，法律也并没有规定抄袭者不得担任官员，但古滕贝格最终还是要辞职，因为整个德国都不能容许一个有严重道德瑕疵的人担任那么重要的一个职务。

　　“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当然也很重要，但说到底这样的培训很类似于职业技术培训与职业礼仪培训。这样的培训显然不可能起到提升中国官员整体道德水平的作用，而优秀品德的养成也显然不是培训、而且还是仅仅6学时的培训所能一蹴而就的。

　　有人说，官德的高度就是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高度，此言殆非虚言。无须回避，中国社会当前正面临着严重的道德危机，小悦悦事件、各种食品安全事件，就是一幅幅中国社会道德危机的缩影，而与此对应的，则是负有引领社会道德、风气之责的官员群体，表现并不尽如人意，甚至可以说两者的高度何其一致。中国部分官员道德的滑坡，某种程度上还是权力腐败的催化剂——防治腐败，权力监督固然是根本，但监督总有局限，在监督不到的地方，就需要官员的自我道德约束。

　　官德建设，时不我待。当然，官德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比如中小学教育就是这一工程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我们完全可以通过相关制度建设，来促进官德的提升、来阻止官德的滑波，那就是在选拔任用干部时要对官员提出更严苛的要求，凡有严重道德瑕疵的官员，凡造成严重负面社会观感的官员，皆扫出官员之列。毋须讳言，在对官德“高标准严要求”方面，当前我们还做得远远不够，给社会留下相当数量的“低标准宽要求”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