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务院纠风办近日会同有关省、区纪检监察机关和纠风部门对今年上半年发生的11起强制拆迁致人伤亡案件进行了调查处理，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和行政问责57人，其中副省级1人，市厅级4人，县处级20人，乡科级及以下32人。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处理31人。

　　问责常有，但像本次这样，问责规模如此之大、规格如此之高的却并不多见。尤其是在针对长春市一起强拆致人被埋窒息死亡事件的处理中，监察部责令长春市市长向全市人民公开道歉，吉林省方面则给予长春市朝阳区区长、事发地派出所所长、区拆迁办副主任等一批官员撤销党内职务或行政撤职等处分，在“免职”、“停职”成为问责流行风的语境中，其力度堪称罕有。这样的强力问责，充分显示强拆对公共生活和公众心理的严重威胁，其所隐藏的社会风险，相关方面并不缺乏清醒认识。

　　如何遏制强拆，问责风暴之类的行政高压自然是立竿见影的手段之一。但既是高压，弹性就总难始终维系。值得注意的是，本次查处的11起强拆致人伤亡案件均发生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实施之后，如果按照官方的定性，除了其中5起属于依法依规组织拆迁但由于现场处置不当致人伤亡之外，其他6起均属于违法违规强拆。而就在今年上半年，专门针对违法强拆，包括国务院、公安部、中央纪委、监察部等有关部门一直在不断地下达禁令，也就是说，许多恶性事件是在上级部门的三令五申中悍然发生的。既对民众的权益乃至生命漠然置之，又视法纪政令若无物，当下一些地方政府的胆大妄为堪称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基层政治生态堪忧，而何以至此却需三思。以违法强拆而论，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之所以甘冒风险，一方面由于法纪政令的权威受到了削弱，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其中深藏的利益使其不惜铤而走险。强拆催生了多个暴利产业，已是不可讳言之事实，几乎每一起因强拆而发生的恶性事件中都隐藏着利益黑幕，也早为媒体报道所验证。只有斩断利益链条，打破官商捆绑在强拆上的深度勾连，才是遏制非法强拆的关键。

　　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本次问责风暴又留下了一丝遗憾。一些官员受到了党纪政纪的处分，公众的心理固然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抚慰，但这些官员在一系列恶性事件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对事件的发生和结果到底负有何种责任，公众仍然一头雾水。而在行政追责中，官员的权力和责任未能实现对等，它在官员阶层中唤起的反应也将难逃尴尬，因为很多官员将不会认为这是其“应得之咎”，而只不过是“运气不好”而已。一次猛烈的问责风暴，对作为个体的官员也许有相当的震慑力，但如果权力和责任、原因和结果之间没有清晰可见的逻辑，将难以彻底断绝一个阶层的行险侥幸之心。

　　从大规模严厉的整肃行动中，依稀可以看到高层重树法纪政令权威的决心。而要达到这种效果，增强法纪政令的执行力，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是当务之急。同时也不能忽视，欲让地方政府和官员尊重法纪政令的权威，还要培育与之制衡的力量。而这两大方面应该是相辅而相成，因为在基层政治中，一旦缺乏制衡的力量，自上而下的法纪和政令即使被基层所杯葛，也很难为上觉察，法纪政令的权威自然无从谈起。

　　具体到遏制地方政府的违法强拆，为了重树法纪政令权威，媒体和民众无疑是可以期待的力量。尽管理论上如此，事实却又不容乐观，因为这次通报的11起案件，媒体所披露的只是当初公之于众的部分罢了，具体详情却令人叹息地付之阙如。没有起码的信息公开，想要监督和制衡，也无从发力。应该有力量的群体，如何从“应然”过渡到“实然”，这或许是比问责风暴更值得我们努力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