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付小为

　　李昌奎案二审改判死缓把云南省高院推向了舆论的中心。目前，该案仍在审查中。云南省高院副院长田成有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社会需要更理智一些，绝不能以一种公众狂欢式的方式来判处一个人死刑，这是对法律的玷污。在他看来，这个案子10年后肯定是一个标杆。

　　“以公众狂欢的方式判处死刑”的说法，出自一位法官之口，让人难以理解。作为案件裁量者的法官，其作出判决的唯一依据只有法律，任何其他意志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官也理应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公众狂欢还是狂怒，是案件判决的社会结果，至于李昌奎案到底怎样判，是以法律为准绳，而不是依据法律之外的标准。对于这样一起广受关注的刑事案件，公众有情绪的表达很正常，把公众的情绪或看法视为“全民审判”没有道理。

　　既然法律是案件判定的唯一准绳，法官需要做的就是结合案件事实，判断如何适用法律。任何判决都是个案判决，法官并要为法律负责，而不是也不能为历史作判决。法官不是立法者，案件审判也不是为了树立丰碑，审判结果是不是10年后的标杆、典型，并不在审案的考虑范围。对于司法者或法律实践者来说，创造历史的冲动反而需要警惕。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云南省高院在李昌奎一案中表现出的进步性。一群具备法治理想的法官队伍正在形成，法官的独立审判意识在增进。

　　网上民意投票表明，云南省高院的死缓判决仅获得1.39%的网民支持。27名高院审判委员会成员讨论而来的结果与民众的预期相差甚远。我们并不怀疑云南省高院判决的公正性，但法官决断与民众反应间的巨大落差却是不容忽视的，其原因可能在于，法律专业人士的法治理想以及对法治目标的理解，与民众的理解存在分歧，因而产生了冲突。

　　从死刑、个案影响力等问题上，我们看到，云南省高院的法治理想更倾向于英美普通法系，不难发现，他们判案的一个目标也是实践这种法律理念。然而，英美法律理念有着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英美法律设定的目标与中国的文化习惯、法律传统甚至社会价值观都有不同。

　　云南省高院强调他们的判案依据是法律，并遵循了最高院提到的“少杀”、“慎杀”原则。作为一种司法原则，少杀、慎杀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应如何在具体案件上，也就是如何在实践层面进行体现。

　　有关法治的许多问题，值得深入地探讨，也将长期获得社会各界的关注，但具体到案件来说，我们认为，任何一个案件首先是要严格依法审判，在法律上站得住脚、令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