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上就明确提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本世纪末达到4%”。但这么多年来，4%的目标一直达不到。从2000年到2009年10年间，以4%的比例为目标，则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10年累计“欠账”已达16843亿元。(3月8日《中国经济周刊》)

　　“财政教育投入占GDP4%”为何多年来一直难产？人们一直在追问。一些官员习惯性的解释是：政府财力不够。但很明显，这只是托词——近年来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幅一直高于GDP增幅和居民收入增幅，这是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这个时候再拿“政府财力不足”做挡箭牌，是无视现实、敷衍塞责。至于财政部教科文司司长赵路所说的“4%至今未实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偏低”，则更是无稽之谈。财力不是问题，问题是财政收入的使用方向出了问题。近年来人们所看到的现实是，在一些地方，官员们打造政绩工程和公款消费时，出手之阔绰简直令人叹为观止。简单来说，并不是财政没钱，而是一些官员根本就没想过要把更多的钱用在教育上。政绩工程和公款消费紧紧系着官员们的乌纱帽和仕途通道，一些官员当然会不遗余力；相比之下，教育投入见效慢、也与政绩关联度不大，一些官员自然懒得上心。这就涉及到一个考核机制的问题，考核是指挥棒，挥向哪儿，底下的人自然就会走到哪儿。GDP和政绩工程之所以高烧不退，即为考核机制引导所致。反观财政教育投入，却并未成为政绩考核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没有问责跟进。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再穷不能穷教育”，这是多么振奋人心的口号，但光有口号远远不够，甚至，光有“财政教育投入占GDP4%”的目标也远远不够，现在我们需要的，是确保“4%”能够尽快落实的考核与问责机制。什么时候，才能拿出有刚性约束力的考核方案？什么时候，才能开始严格地问责？对这些问题的肯定式回答，即为“4%”走入现实的基石。 赵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