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若夷

　　四川男子姜林筹资成立了一家民间孤儿院，专门收留在街头流浪乞讨的儿童。2010年初，孤儿院因“未经审批不合法”无奈解散，那些曾经被收留过的儿童大多数又回到社会上重新流浪。此前，姜林为组织注册一事找过当地的民政局和教委，双方互相推诿称不在管辖范围(2月24日《中国青年报》)。

　　去年底，在全国民政工作会议上，针对“鼓励社会力量办民政”，民政部部长李立国曾措辞严厉地批评：“有些机关和干部把权力都抓在手里，自己做不过来，又不肯放权、放手让社会力量做，结果是什么都做不了、做不好”。

　　姜林和他的孤儿院的遭遇，无疑可谓是上述民政部长批语的一个鲜活注脚。面对大量触目可及的流浪乞讨儿童，当地相关政府部门，一方面“自己做不过来”、没有及时施以援手给予救助，一方面“又不肯放权、放手让社会力量做”，粗率地以“不合法”为由解散。于是，“什么都做不了、做不好”——已获救助的儿童，又重回险恶的流浪乞讨生涯。

　　最近，于建嵘教授倡导的民间“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曾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其实，从解救流浪乞讨儿童民间行动的角度看，姜林的民间孤儿院，无疑比于教授走得更远、其救助内容也更为深入全面。但其“无奈解散”的命运结局，又再次告诉我们，诸如救助流浪乞讨儿童这类“社会力量办民政”活动，我们其实并不缺乏来自民间社会的热情和能力，而真正缺乏的是，与之相对应配套的完备制度环境以及相关部门的社会管理水平。

　　不得不承认，当地政府解散孤儿院的理由——“未经审批不合法”，在目前的制度环境下，确实成立。众所周知，长期以来，像私人孤儿院这样的民间组织，一直都面临一个“双重管理”的体制难题——依据现行《社团管理条例》，成立民间组织，除了民政部门外，还必须在政府中找一个“主管部门”才能完成合法注册。而在现实之中，囿于“不肯放权”、“怕担责任”的顾忌，事实上，几乎没有几个政府部门愿意担任这样的主管部门。结果只能是，真正的民间组织难以合法建立，或者能够建立的早已不是纯粹的民间组织——成为某种依附于政府权力的“二政府”。

　　这意味着，民间孤儿院“不合法”固然是事实，但此一“不合法”却并非恶意的违法。一方面，它并不违反反倒是契合了“幼吾幼”这样的基本人伦法则，另一方面，它之所以“不合法”，并非是不想合法，而是源自制度缺失、政府管理水平不高下的难以合法，如姜林为孤儿院注册而被当地民政局和教委互相推诿。

　　针对社会管理问题，胡锦涛总书记日前在中央党校讲话强调，要“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支持人民团体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这意味着，民间组织也是从事公共服务、确保社会健康生机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性力量，而引导支持民间组织发展，也是体现政府社会管理科学水平的一个重要方面。毕竟，现代法治社会不能只是政府单一管理下的社会，更是民间大众、每一个公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社会。

　　姜林的民间孤儿院在地方政府部门的互相推诿中无奈解散，众多儿童又重新流浪，这样的痛心事实，显然又再次表明，尽快“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对于时下的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官员来说，确实极为紧迫、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