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全球公认的一流大学，无一例外，均是一流的研究领域领军人物云集的大学。所以，如何吸引顶尖人才来“造屋”并安心于“屋”，则成了一个非常突出的现实问题。曾任香港科大副校长的孙宪铎总结过香港科大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八则经验”，就有办学自由、教授治校、学术团队、大学精神等“软条件”，也涉及到规划超前、经费充足、薪水诱人等“硬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其他软条件差不了多少的时候，人才的竞争就是赤裸裸的“薪酬竞争”。

　　学人凭自己绝学孤诣，谋得令人羡慕丰厚薪水，这无可厚非，关键的问题是非营利的一流大学开支这些巨额薪酬的资金来源。一个政府全拨款的公立大学的教授，如果其工资水平超出全国人均收入水平的数十倍甚至上百倍，而且其薪酬大部分来源是公共财政资金，那就免不了涉及到一个资源公平的问题，在一个尚有数百万甚至千万人处于每日生活水平不足1美元的国家里，基本上从公共资金里支取百万年薪在道德上肯定是有缺陷的。     

　　一流大学往往也是最能在教师薪酬上搞好平衡的大学。如决意打造一流大学的南科大效法的香港科技大学，从无到有，短短几年就成了一所世界名校，它延请全球顶尖学府毕业的高端人才，相当于把一所上游层次的美国大学搬到香港，它出手给教授们的薪酬和科研经费是颇有竞争力的，而这个“颇有竞争力”的待遇，一部分来源是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高达25亿港元的捐助，一部分来源于校友及各界人士的捐款，一部分来自学费收入，最后这一部分才来自于香港政府的拨款。香港政府无疑大力支持了香港科大的发展，但若是香港科大教授的拥有全球竞争力薪酬计划全由政府买单，即便香港政府财政充沛，也断难以获得港人普遍认同。    

　　从国际经验上看，完全由政府包干经费的高等教育是不可持续的。英国上世纪90年代之前，政府慷慨支持高校，学校不收学费也能给教师提供令人垂涎的薪酬计划。然而，随着国家财力萎缩，英国政府不得不从布莱尔工党政府时起就减少投入，这给依赖政府成性的高校以致命打击。以2001年情况为例，英国老牌学府牛津大学即便从政府手中获得每生4000英镑的投入，开支缺口仍高达2330万英镑。英国最新通过的法案允许公立高校收取学费最高可达9000英镑，相当于人民币15万元左右，这导致了全英上下学生和教员抗议示威，证明“收费办教育”的企业运作也是行不通的。英国最著名的科学家霍金，面对科研经费越来越少的窘境，竟萌生外出谋生的主意，百年老校剑桥大学居然留不住人才，这已经成了昔日帝国没落的笑语。

　　近期印度软件大亨阿齐姆·普雷姆吉捐出价值20亿美元的股票以支持教育，采矿业巨头阿尼尔·阿加瓦尔也承诺拿出10亿美元支持高等教育，可见善用社会力量助学，是新兴国家办出一流大学绕不过的路径。当年约翰·哈佛捐出全部家当办教育时，世人还不知何为哈佛大学，同样，耶鲁大学从建校到成为名校已经收到225亿美元的社会捐款。至今还未实质招生的南科大在喊出“百万年薪”办一流大学之前，笔者认为，先得补一下社会助学这一课。(作者和静钧，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