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洪山区村民童贻鸿称，因18日遭遇强拆，自己扔砖头驱赶，被警方指“造成一人重伤”。因不信任当地警方，童贻鸿20日来到北京自首。目前武汉关山派出所已派人进京与朝阳警方接触。(11月21日《新京报》)

　　“进京上访”是新闻领域的一个高频词汇，而“进京自首”却是极为少见的举动。表面上来看，进京上访是因为地方行政权力无法满足访民的利益诉求，进京是寄希望于更高级别的行政权力能帮助解决问题。而“进京自首”却截然不同，如果这人犯了法，不管在哪儿自首都不影响最终的结果，因为全国适用相同的法律，理论上讲，同样的事情在不同的地方不会产生什么不一样的结果。但现实不是理论，现实中的“进京自首”与“进京上访”至少在理由上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如果各地的公检法机关能够依法办案，在办案过程中当事人的各项权利能够得到保证，法律将成为解决矛盾的首选方式，也就根本不会存在进京上访的说法。而进京上访的访民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对法律，尤其对当地司法系统缺乏信任，因而选择相信更高级别的行政力量。

　　从“进京自首”的主人公陈述的理由来看，一条“不信任当地警方”，与另外一条“希望能在北京找一位律师帮助我”，同样指向的是对能否得到足够的法律援助的疑虑。

　　从此不难看出，不管是“进京自首”还是“进京上访”，本质上都来自于公民对法律的不信任。而“进京自首”又将这种不信任进行得更加彻底。让人有些啼笑皆非的是，其之所以很夸张地“进京自首”，只是因为警方要求其协助调查，可见经常见诸媒体的“刑讯逼供”，以及看守所里的各种离奇死法，在一个公民的心中留下了怎样的阴影。

　　但童贻鸿如此不信任当地的警方，他真的会完全相信北京警方吗？其实他也没那么相信北京警方，这个号称来“自首”的人，一下飞机就找到了媒体，而不是派出所，这其中无法明说的意味显然在于希望通过公共舆论来保护自身的权利甚至是人身安全，至少可以大大降低在看守所里遭遇“各种死”的意外。

　　尽管对于警方已经十分不信任，主人公最终还是选择了“自首”这一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同时也令人心酸。可信任的执法者本应该是法律环境的守望者，而如今却成为了一位公民惴惴不安的理由，甚至使公民在每一步都为最坏的结果加上保险才敢走上法律途径。

　　如果现实中的法律环境已经开始让一位公民留下这样的印象，我们将无法想象，那些没有“进京自首”的人，面对的又是怎样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