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西

　　日前，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求是》杂志发表文章中透露，财政部将研究开征社会保障税，完善社会保障筹资形式与提高统筹级次。这又是一个全新的新税种，被舆论广泛分析为是收入分配改革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举措。

　　这种分析不无道理。因为按照现代财政收支的一般原则笼统地看，绝大部分费改税都是法律完善语境里的财政收支重大的进步，这较少疑义。但新开征社会保障税实际的情况会如何？这个税种的新设，我们需要面对的在操作层面的问题，实在太多。可以说，新增一个叫社会保障税的税种也许容易，但做好这个税种的专项收支却难。

　　因为这个税和所得税的性质还不完全一样，尽管从课税的角度来说它们都可以纳入直接税里，作为国民个人的纳税成本，但两者目的不一样，要达到的效果也不一样。

　　社会保障税和个人所得税最大的不同，可以简单归纳为：作为国民我缴纳的社会保障税(含政府、我工作单位为我缴纳的)，应该在我未来退休后基本交我使用。按照生活常识，可以说成就是我和国家、工作单位一起，为我的退休生活做准备。而个人所得税，主要不是这个功能，而是国家通过税收杠杆，调节国民收入比例，缩小收入的差别。

　　明白了这个区别，我们同时应该明白调节中国个人收入差别，早就采纳了所得税的形式，而社会保障税却一直在用费的形式处理。因为在中国，收入差别和社会保障，是不同历史进程出现的重大社会话题。比之用所得税来缩小收入差距，社会保障的建立面临的范围要广泛得多，涉及利益环节也多很多。而与税相比，费虽然较少涉及法律制度刚性，却具备因地制宜的灵活性。比如中国国家的发展，就有东部和中西部的差距，要想社会保障的步伐统一，这是不可想象的。

　　现在在中央层面建立社会保障税，首先就面临如何全国一盘棋，该如何下的问题。

　　最简单、最直接的担心，就是如何保证这个税种和已经建立却并不完善、也不充分的原社会保障体系如何协调？尽管有专家说，新税的开征，并不妨碍原来体系的继续建设。先不说这是否会重复，就说中国的财政系统，也不可能有这样巨大的财力，同时建设费和税的两套社会保障系统。即便开始建设两套系统，原有的巨大差距也难以协调。

　　比如上海的社保体系和水准在未来很长时间里，都不是安徽或者宁夏这些地区可以赶上的。即使社会保障税提高到中央税的角度，缩小东部和中西部社会保障差距也无法做到。但要是各地本来以费的形式在做的事情，忽然中央又多收了一个做同样事情的税，那么也许会造成有余力做得好的地方，不仅缺了一块资金做不好了；而且还会面临税交得多的地方，当地的人口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好处。而把社会保障税功能简化成为资金在中央层面积聚，不仅发挥不了统筹级次提高的效应，相反事倍功半。中央和地方都多不少事情做。

　　何况，社会保障税不仅收钱繁琐，就是花下去也繁琐。各地养老医疗的费用情况也千差万别。还没有考虑，万一有些先富裕起来的人，未必愿意参加政府强制办理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些都没有理顺，就从中央的高度收一个新税，应该说是很勉强的。

　　当然建设全国的社会保障是大有必要的。但此时就考虑费改税的建设却有点操之过急。因为我们即便用费做的社会保障，还远远不够，无法满足基本要求。若是另起炉灶的税，可以迅速完善满足社会保障的要求，而原来的费只起拾遗补缺的作用，这是可以考虑费改税的。

　　我们的社会保障账本，养老保险的隐性债务规模超乎想象。由于计算模型和测算变量的设计不同，各方的估计数值从2.5万亿到11万亿元不等。但无论最低，还是最高，都不可能在新起炉灶中一夜完成。就此而言，费改税的设想也是不理智的和不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