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关心关心官员饭局之苦了

　　又到了年关，饭局成为很多有点职务的人物工作日程的一部分。小老百姓很少有人被请吃饭，最多是亲朋好友之间来往撮一顿，也就谈不上啥饭局的了。奇怪的是，称得上饭局的吃饭应酬，请客的人说无奈还可以理解，被请的人却也说无奈，他们都纷纷倒“苦水”。不知道我们这些看客该作何感想呢？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老祖宗流传下来的好客之道，今天仍然得以弘扬。我以为，热情好客的传统可以保留，但是方式方法值得商榷，可以选择性吸收一些好的方法，对一些陋习则必须坚决地抛弃。

　　这方面，随着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我们应该看到一些积极的变化。比如，在日常生活中，过去宴请朋友必须让对方喝好，一醉方休；或者不管你开不开车，多少总要喝点；或者不管你有没有酒量，一定要一干而尽。类似的陋习，正逐渐淡出我们的生活。

　　但是，与普通市民现实生活中的积极变化不相适应的是，本应起表率作用的不少机关公务员，尤其是基层干部，大吃大喝的恶习不仅没有收敛，而且愈演愈烈，甚至干部们普遍在倒大吃大喝的“苦水”。有浙江的基层干部在博客中写到：“一到逢年过节就觉得不自在，好像哪儿都不对劲，特别苦恼。都是饭局害的！”“应酬太无奈了！有时候不是一天两餐，而是一餐几桌。真有点像赶场子。” “这种像工作日程一样准时，又不得不去的饭局，何时才能了结啊！”

　　这位基层干部倒的苦水，主要是针对自己的身体，以及因成天喝酒过度还影响家庭和睦而发的感慨。事实上，最应该倒苦水的不是这些为应酬而累着的干部，而是被昂贵的医疗、教育、房价等等现实生活压得喘着粗气的纳税人和普通民众。缘何这些机关干部们，有一天几桌必须赶场子的饭局等着他们？是谁在请他们吃喝，或者他们为何有权随意动用公款请吃喝？以及，这些吃喝的背后，有没有不可告人的“潜规则”？

　　大吃大喝吃得官员们叫苦为止，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法制社会不够健全，干部们手中的权力太大。否则，人家辛辛苦苦挣的钱，为何要请干部们去吃？上级部门和兄弟单位来人视察、检查和考察交流，为何一定要大吃大喝浪费一番，喝得领导们人仰马翻才罢休？这些由党政机关宴请的支出又为何都能被合法报销？甚至于那些干部们心里很排斥这种“形式主义饭局”，却不得不去赶场子？

　　所以，对这些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被过度吃喝累着、伤着、苦着的干部们，应该要通过立法予以保护了。来自基层浙江诸暨的全国人大代表，富润集团董事局主席赵林中就向全国人大建议过，要“通过立法，在刑法中设立‘挥霍浪费罪’。同时，还应对公务接待进行立法，实行公务接待标准化。”千万别以为赵林中不食人间烟火，提这样的人大提案可笑，实则非常必要。

　　机关干部们如果用个人的钱，喜欢挥霍和贪杯，那喝坏了身体是自己个人的不良嗜好或素质问题，或者他们多深入群众，慢慢接受先进生活方式的熏陶即可改变，甚至一定要我行我素，喝坏身子，那是他们自个的事。但是，当他们拿纳税人的钱，大肆宴请上级领导、兄弟单位领导时，这就不是个人修养的问题了，而是党风政风的问题，是奢侈浪费的问题。

　　难得一见的有媒体援引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数据及2007年3月18日的《中国法制报》的报道说，全国公款吃喝开支数1989年为370亿元，1990年达到400亿元，1992年超过800亿元，1994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2002年达到2000亿元，2004年为3700亿元，2005年为6000亿元。暂且就以此数据打住来分析，也会吓一跳：6000亿元如果按人分摊，13亿人人均459元；如按全国5000万吃财政拨款的人数计算，人均花费12000元。这显然是可以与世界上最昂贵的公务吃喝国家相媲美了。因此要开展立法，依法惩治“挥霍浪费罪”，这很有必要。

　　浙江嘉兴一些基层村镇，开始尝试着把公务招待置于阳光之下。像村务公开那样，定期将公务招待费报账情况张榜公布，接受监督。对招待费超标的，要求村支书、村主任等基层干部自掏“腰包”。这些办法就很有实效。

　　此类办法如果再给予完善，从基层村镇上升到县市区，上升到地市和省一级，甚至中央部门，恐怕在省下一大笔财政、减少腐败案件、净化党风政风、转变社会风气的同时，还能保护一大批干部的身体。何乐而不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