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擎

　　昨天本报报道，在市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审议市政府关于议案办理情况的报告时，众多人大常委会委员发言，聚焦垃圾焚烧发电厂利弊权衡，他们要求相关部门给市民一个“说法”。

　　最近广东番禺垃圾焚烧厂事件引人关注，容易让人把问题联系起来看。根据报道，武汉正在抓紧5座垃圾焚烧厂的建设，时间表已经排出，如果客观正视环保问题，合理化解决是无法回避的现实，那么此一事件所提供的一些启示就不只局限于某一个地方。

　　番禺事件在开始时是铁板一块，几乎不存在改变的可能。但是民意表达持续不断的积极敦促，使得政府行为最终得到调整。并且在具体做法上创造了一些新的方式，互动的空间在慢慢拓展，可以商量的氛围在逐渐形成，朝可以合作的方向迈步，而不是让对立的鸿沟越来越大，一些以前很难想像的改变得到实现。

　　对于武汉的这5座垃圾焚烧厂，以前也有媒体报道，初衷美好，为了城市的整体环境，也为了市民的生活。我以前经常听到“锅顶山垃圾焚烧厂”这个词，因为不了解，直观的感受是这是处理垃圾的高级设施，想必很好，也有必要，加上它不在自己生活周边，并没有太多的关注。后来在网上陆陆续续看到，焚烧厂周边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一些反对的意见在流露，旁观者与利益相关者看待问题有很大的隔离与差别，而这种差别影响了我们的判断。

　　没有谁希望自己的居住地附近成为消化垃圾的场所，也没有谁具有这样的义务。尽管公众反对的项目并非绝对不能建设，但应该要充分公开信息，不能选择一部分，遮蔽一部分，让它被讨论，让大家谈谈看法，这是必要的过程。不只是建垃圾焚烧厂，任何可以用“公共”来定性的决策都需以更合理、更充沛的力量去推动实施。一方面，决策未实施，应让市民表达意见，另一方面，已经实施的决策，如果对一些市民的利益造成伤害，应当考虑适当补偿的可能性。比如已经生活在垃圾场周边的人，他们实际上为了公共利益，牺牲了自己部分的环境权。

　　如果我们曾经认为一种决策的强力执行不可或缺，那么在现在，让所有的技术模式进入决策视野，通过公平博弈来筛选，就无可回避。没有人反对垃圾处理的必要性，但谁都不愿意自己与垃圾的可能潜在的危害共处，这就需要讨论和协商。番禺事件使得“垃圾分类”广泛为人们认同，但分类过后呢，垃圾到底往何处去，这是更为根本的问题。程序的必要性在体现，但更加重要的是，垃圾越来越让城市这个人的聚集空间感觉到无奈，我们关心生产，关心生活，关心一顿饭，甚至关心把它们送到楼下的回收筒里去，但它们最后到哪里去了，是被以其他的方式再利用，还是消失了，这些问题可能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

　　江汉平原的农村，以前每一户人家有一个“灰坑”，自产自销，处理垃圾根本不成问题，但现在的农村，正在成为垃圾的消化场，问题越来越严重，城市面临的形势更加超出其上。垃圾怎么被处理是一个问题，怎么生产垃圾，垃圾到何处去都是问题。我们的垃圾可能被放到别人生活的土地上，处理垃圾的装置可能正在我们不认识的人家的隔壁，我们的平静与深受困扰的人形成强烈反差，从本质上，这反映了一个城市的烦恼，而不仅是哪一个群体的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