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德清

　　从去年年底以来，中国的大中城市纷纷宣布了新一轮旧城改造计划，掀起新一轮大规模拆迁。去年年底，成都市宣布投150亿，启动第二轮旧城改造。在这个庞大的计划中，2009年成都要拆迁41415户，拆迁面积达329万平方米。今年1－5月份，北京已启动住宅拆迁1.7万户，是去年同期的10倍。就在日前，北京又宣布明年将对50个城中村进行限期拆迁改造。上海也在今年启动了新一轮旧城改造，焦点直接对准上海市中心，改造拆迁规模将达到800万平方米。与此同时，上海长三角的兄弟城市无锡，拆迁量将达到1000多万平方米。这只是新一轮拆迁高峰的一瞥。

　　只要遵循法治的精神和自愿的原则，被拆迁者的权利得到尊重，拆迁补偿到位，那么，拆迁并不必然意味着冲突。不过，这在中国的现实中并不多见。更普遍的情况是，政府的权力不受约束，被拆迁者的权利得不到尊重，于是，大规模拆迁必然造成新一轮暴力拆迁以及拆迁冲突高峰。

　　一般来说，地方政府城市建设投资的资金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卖地收入。这促使地方政府开始征地拆迁，以便于卖地增收。另一方面，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以及楼市优惠政策下，大量的资金流向楼市。楼市的火爆使地王频出，又刺激了政府征地拆迁的欲望。这是一个各种因素互相刺激的恶性循环。然而，无论其如何循环，只要是靠政府投资拉动的经济刺激模式，其最终都要通过拆迁来得到实现。

　　目前，在中国的经济复苏中，民众付出了巨大的社会成本。这个社会成本首先是权力违反法治原则对公民权利的侵犯，以及唐富珍等公民因此而付出的生命代价；另外的社会成本就是政府信誉的流失，以及民众的不满情绪进一步高涨。

　　经济发展不是目的。依赖现在的经济发展与刺激模式，经济的复苏与快速增长，也伴随着新的社会矛盾的不断制造与产生，付出新的社会成本与代价。通过经济增长来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思路，只是站在政府或全体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这对于那些权利遭受侵犯、幸福破灭的公民来说，没有任何现实的意义。唐富珍已经死了，她的问题如何通过经济复苏和经济增长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