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黎明

　　“刑事和解”是个引进的概念，也是一种结案方式或参与、影响结案过程的方式。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因其有着相应的信仰、文化、社会心理等因素作根基，在特定范围实施的“刑事和解”并不融入过多的经济考量和经济因素。

　　但在我国内地，情况有很大的不同，简而言之：我们所谓的“刑事和解”离了钱就无话可说。因此，我们的“刑事和解”按全国人大代表孙桂华的解释，“是指犯罪发生后，经由调停人使受害人与加害人之间直接商谈，加害人一方对受害人一方进行物质性赔偿，受害人一方不追究加害人一方的刑事责任”。

　　加害方欲取得被害人谅解、配合的效果，必须落实在钱财上，否则就是“空对空”；警察、法庭在“调停”和审判中，将附带民事赔偿达成的“经济谅解”作为酌定量刑情节，据此对被告人予以从轻处罚，实际上也是将钱财视为一种“法律依据”。

　　有钱好办事，有钱好减刑，遇到可抓可不抓、可杀可不杀的节骨眼上，或许可保自由之身，或许可保小命一条。没钱好耍则办不好要紧、要命的大事，拿不出钱来，真心悔过没有证据，只好按律享受“不偏不倚”的制裁。

　　有钱的犯罪嫌疑人和罪犯，欢迎“耍钱的刑事和解”；被害人一方的有利条件是可以“以刑压民”，借此抬高民事赔偿的要价，当然这对有钱人才有效，要看谈判对手是谁，比如对马加爵之流那就算了。铁定要获重刑的罪犯，即便有钱也有不积极进行民事赔偿的理由，他们说话也会掷地有声：“反正都是一个死，我还赔你个屁啊！”

　　最喜欢“耍钱的刑事和解”的，还是现体制下的司法单位、司法人员。这可以大开财源，大大利于“吃了被告吃原告”的事业。安徽省亳州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支队长白玉岭，20年办理的近万人的案子无一被转为刑事案件，足以证明这耍钱的“刑事和解”对个人敛财暴富何等重要。

　　重庆警方主持“摘花丧母案”的民事赔偿谈判，死者家属拿着28.5万元“人命钱”离开了伤心地，此事经媒体披露后引得舆论大哗。尽管我的判断是此案公诉部分尚未进行，警方不会这样处理结案，但还是发文予以抨击。因为，警方这样做不仅肆意应用了“刑事和解”和“刑事附带民事”，并且践踏了一个低到不能再低的底线，即：万万不可在公诉刑事重案处理中“先民后刑”。

　　刑事案件案情尚未彻查清楚，由警方应伤害者一方的要求主持当事双方协商经济赔偿，这是一种恶劣现象。这本身就显示或暴露了警方倾向一方的立场。刑事案件尚未确立、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依据根本就没成立；经警察“判决”，民事先于刑事，赔偿先于问罪，这个过程足可改变任何证据。

　　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属于平行关系。早在1808年，法国刑事诉讼法就对单独提起的民事诉讼设立了两项规则，其一即“刑事诉讼已经进行尚未宣判的，民事诉讼应当延期审理”。美国刑事诉讼中不允许附带民事诉讼，由犯罪行为引起的损害赔偿完全交由民事诉讼程序解决，并且必须在刑事诉讼终结后进行。

　　只有这样把刑事与民事完全分开处理，才能对落实司法正义起到保障作用。而在我国，却有专家埋怨“‘先刑后民’影响了犯罪人赔偿的积极性”。出现这种有悖起码专业常识的专业意见，当为法学界之耻。

　　以我之见，只要“耍钱体制”依然强劲，所谓的“刑事和解”本身也就是耍钱而已。现实一些，如今建立“受害人国家赔偿制度”方为可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