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余恨

　　在第二个法定的清明节来临之前，中国各地再次掀起“公祭热”。不仅公祭黄帝、炎帝，就连他们的祖先伏羲、华胥氏，以及孔子、老子等都要公祭。而在热热闹闹的“公祭”潮中，人们似乎忽视了一些应当纪念的身影。有媒体呼吁，官方更应该公祭英烈和死难同胞。(中新社3月30日)

　　各地公祭祖先本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和强化，无可非议。尽管公祭只是一种仪式，更多的是，借此仪式，强调“本地”才是黄帝、炎帝等“祖先”的正宗原籍。借公祭之名，延揽海外同胞、知名侨胞前来拜祭，并进而借机“把酒话桑麻”，在相谈甚欢之际，“欢迎”他们为造福乡亲而出钱出力。因此，公祭与其说是一种纯粹的神圣的仪式，还不如说，“公祭搭台，经济唱戏”才是实质。公祭成了招商引资的“纽带”，成为一种推广、扩大地方知名度的营销手段。公祭的性质打上了功利的底色，这变了味的公祭就不能不让人摇头侧目了。

　　在这么多高级别的“公祭”大典中，唯独很少听到高调公祭革命先烈的，这是一个让人无法不为之扼腕的场景。放眼望去，在纷纷扬扬的公祭大潮中，在所谓的公祭过后洒落的一地鸡毛中，我们似乎闻到了刺鼻的铜臭味。这种现象，不仅早就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反感，就连普通民众也不以为然。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不在清明节，公祭英烈和死难同胞呢？

　　放眼世界，许多国家每年都会隆重纪念英雄、英烈和死难同胞。每逢此刻，美国、英国、法国、韩国等国家元首会发表讲话，全国鸣警报、默哀。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早在2007年做过一项读者调查，调查显示，接近六成(59.6%)的被调查者认为，政府不应该扮演公祭组织者的角色；如有政府参与，民调显示公众最能接受的公祭对象是革命先烈，77.3%的受访者持这种态度。

　　去年汶川大地震后，在社会舆论呼吁对死难者进行公祭的时候，中国政府顺应民意，公告宣布，“5·18”举国哀悼大地震中的死难同胞。这天，以降半旗、全民默哀、汽笛鸣响这样的方式，寄托我们的哀思。那一刻，山河呜咽，天地悲歌。这样一种神圣的仪式，既统一了国人的思想，又提升了国人万众一心抗击灾难的意志。如果今天我们还做一个这样的调查的话，我敢断言，公祭革命先烈的支持率，还会更高一些。因此，面对这种符合主流价值的社会公意，有关部门不应无动于衷。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随着各种结构性矛盾的次第出现，社会公众的价值观更加多元。在我们穷尽各种教育手段，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漠视、放弃公祭革命先烈的这种优质教育资源而不顾。我们应该举行一个盛大的公祭革命烈士的盛典，并让这个盛典成为一种神圣而高尚的国家礼仪。这样的国家礼仪，应以宏大的场面、严肃的态度、神圣的情感来感染、熏陶国人，并借此凝聚民心，升华国家认同感，锻造民族情结。尤其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国家礼仪，来表达我们对烈士的敬仰和追思，强化“捐躯赴国难”的慷慨与神圣。而这种礼仪本身，也会丰富和深化我们一直强调的“清明文化”。

　　就像我们需要一个盛大的阅兵式来彰显国威、提振国民的自豪感一样，我们同样需要一个公祭革命烈士的神圣的国家礼仪来丰富我们的国民情感，寄托对革命烈士的敬仰和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