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蔡晓辉

　　经济恢复并不等于同时解决了就业问题。当我们对高新技术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可以迅速改变经济数据而一片欢呼的时候，不要忘了实现最大化就业的这个社会问题。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10日关于就业问题答记者问披露的数据，让2009年严峻的就业形势以数字的方式呈现在人们面前———2009年高校毕业生611万面临就业考验(请记住，去年未就业的毕业生还有100万)；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大约四成左右的企业出现了减岗，城镇失业率创三年来新高(之前披露的数字是，今年包括大学生在内需要解决的城镇就业人口有2400万)；春节以后，80%的农民工又重新返城，其中已经找到工作的在4500万人左右，还有1100万人没有找到工作。种种数据表明，就业已经成为国家必须面临的重要命题。

　　药方在哪里？如果说农村作为5亿劳动力的“蓄水池”作用因为“一亩三分地”尚能延续，那么，大学生失业问题、城镇人口失业问题，又该如何化解？

　　关于大学生就业，尹蔚民披露国务院加强大学生就业工作的有关通知，主要的措施包括到基层到中西部去；中小企业和非公企业的吸纳；做科研项目的研究助理以延缓就业；鼓励毕业生自主创业；创建就业的见习基地培养经验。对其他城镇人口的就业问题，去年国家的帮扶计划、以及积极就业政策，其逻辑也与以上举措有很大相似之处，比如鼓励自主创业、通过落实五缓四减等政策减轻企业负担、展开职业培训计划、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等。

　　这些积极的就业政策，是否可以起到和经济增长同速的就业效果？在《广州日报》3月9日对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的采访中，我们被提醒可能出现“经济复苏了，就业却上不去”的“无就业复苏”。

　　何以使然？技术升级、资本密集型企业主导，新技术和资本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再加上为节约成本考虑将会出现的产业出口转移，这些原因都会挤压就业空间。

　　按照经济学界通行的“奥肯定律”，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是，经济增长率越高，失业率就越低。但国内的经济学家测算，总的来看，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较大，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步减小，已经降低了2/3。中国目前的总体就业弹性为0.1，也就是说，GDP增长1个百分点，只能带动0.1个百分点的就业增长。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就业弹性大约是0.3—0.4。这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我国的经济数据良好，但就业问题并没有得到同步解决。“奥肯定律”在中国出现了悖论现象。

　　尹蔚民披露的数据，虽无具体的成因分析，但足以提示我们在宏观调控之中必须考虑就业优先。经济恢复并不等于同时解决了就业问题。当我们对高新技术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可以迅速改变经济数据而一片欢呼的时候，不要忘了实现最大化就业这个社会问题。

　　政策帮扶、减免税、创造市场化的公平竞争环境助力中小企业等积极就业政策能起到多大作用？是否可以无限容纳不断积累的失业数字？这是一个有待实践检验的问题。但可以借鉴的历史经验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对于我国来说，仍旧不可或缺。以我国中西部和东部沿海地区发展的差异性，完全可以实现不同区域之间产业结构的合理搭配。将调整经济结构理解为全国不同区域都搞高新技术和资本密集产业，只会加重就业问题。

　　在谈到保增长时，大家只注意到保增长与扩内需之间的关系，就业问题事实上也是需要综合统筹的重要问题。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把促进增长与扩大就业、改善民生紧密联系起来……”而尹蔚民披露的数字，更加提醒了我们保增长与最大化就业之间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