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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杨于泽
自去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世界经济增速明显放缓。中国受困于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出品下降,国内产能过剩和内需不振等因素,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最为困难的一年。
困难可以磨砺一个人,也可以磨砺一个政府,磨砺一个国家,困难并没有使中国失去信心。从去年下半年以来一系列经济社会政策调整,到本届两会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我们都可以看到经济困难在推动着政府治理思路和方式的转变,这是向更加成熟治理的转变。我们期望它将不仅作用于目前的经济困难,而是长期作用于中国经济社会良性运转。
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融入世界以来,第一次遭遇世界经济衰退,也是1949年以来中国第一次与世界一起对经济衰退感同身受。在此之前,经济危机只存在于中国的体制外部,我们对此缺乏体验也缺乏应对经验。而打开国门与进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全球化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使中国越来越减少了特殊性,而提高了与世界的相互依存度。
金融危机的切肤之痛,推动了我们国际观的转变。很早以前,国际被视为国家间斗争的场合。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变成了我们的出口市场,是政府外汇储备的来源地。但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们发现,中国与“国际”一体的,荣损与共,难有“风景独好”。
对于政府来说,显然已经认识到,“国际”不是一场零和游戏,只有各国经济好起来了,中国自己才能从中受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于对外关系的描述,表明政府在意识到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的空前提高,更意味着一份大国责任。与世界一起,“共同应对风险挑战,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我们长久努力的方向。
“世界治理”的落脚点,其实是“国内治理”。以前,政府着力推动外向型经济,“中国制造”大举占领国际市场,使中国经济空前繁荣。但与此相对的是国内消费能力和水平的低下,以及低工资低福利引起的不敢消费注重储蓄的国民消费心理。目前,政府已经意识到一条腿走路的缺陷,通过提振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成为政府经济工作的重心。
与经济政策调整同时进行的,是社会政策的积极调整。全面普及和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在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多次重要场合及本次政府工作报告中,都被重点提及,也是去年下半年以来社会政策走向的一个明显现实。另外,大量向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全力保就业和居民收入,都不应被视为面对短期困难和社会稳定的应时之举。
应对金融危机是一个特殊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在学习,都有自己的收获。政府也需要学习,政府学习的重点是如何治理。政府的经济政策在调整,产业政策在调整,社会政策在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调整,权力与人民的关系在调整。调整是现实的需要,也是人民在学习中发出的呼声,而政府必须在学习中作出应答。
我们不仅要在改变的现实中学习,也在学习中实现变革,改变国家的现实。学习,意味着思考、反思,意味着我们获得一定的理性能力。国际金融危机让我们懂得,中国与世界更多的是共同点,而非特殊性。我们可以学习他人的先进经验,借鉴一切人类文明的成果,用它们来改变中国的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