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一舟

　　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8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邵鸿在会上发言建议，淡化行政权力对高等院校的约束和干预，明确取消高等院校的行政级别，改变大学校长的产生方式，民主遴选大学校长。(《广州日报》3月9日)

　　政府行政对大学的干预日益强化，大学越来越像行政单位而非独立的教学科研机构。行政机构成为学校主导部门，学术委员会权力被虚化。大学是学术圣地，只有取消思想限制，实现思想自由，才能真正催生出学术大师，塑造出多元的大学精神来。所以，邵鸿委员的建议，引起了舆论的一致认同。而正因为这一建议的“提出”，大学去行政化的呼声一时间空前高涨。

　　我完全赞同邵鸿委员的观点。不过，我同时以为，在当前的教育语境下，单纯的大学去行政化——大学校长们由官员变为职业，由任命改为遴选，作用或许未必有我们预期的那么大。以学术自由和大学精神而言，制约“自由和精神”的不仅是官员化的大学校长，还与另外一个主体(学生)密不可分。众所周知，从小学开始一直到大学，教育管理者都具有行政级别，层层的教育行政化之下，走入大学的学生在思想和学风等方面根本就“自由”不了。事实上，大学精神是整个国民教育精神之一种，我们无法想象，大学精神能完全脱离中小学教育精神而存在。

　　大学行政化的“内涵”，不仅在于校长的官员身份，还在于体制的行政化。可以说，大学的发展运行，从教育资源的调配，到教育资金的投入，以及教育政策的出台，等等这些，都与高度行政化的体制联系紧密。如果大学真要做到去行政化，有一个前提和基础，就是必须要改良整个面上的高校管理体制。这样一来，牵一发而动全身——高校的管理体制改革之下，教育模式和学术研究模式等必然被动随之改革。而这，对于仍然处在一考定终身高考制度下和僵硬教育框子中接受教育的中小学生来说，会带来巨大的压力。

　　所以，在我看来，教育去行政化是时代发展的大势所趋，但必须要从“低端”做起，而不能简单地只拿大学校长开刀。从体制入手，先让那些位于国民教育中低端的校长们先去除官员身份，由下而上逐步实施和推进教育的去行政化改革。

　　有评论说，“取消高校行政级别，淡化高校的权力意识，还高校充足的自由民主的学术空间，是培养平等意识，塑造现代公民的必由之路”——其实，平等意识和现代公民的培养，根本就不是大学能独立完成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