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鸿朝

　　时下，“农民工”一词很流行，在社会生活中频频出现。然而，笔者总感到“农民工”这一称谓似有不妥之处，有成份论的嫌疑，让进城务工的农民朋友听着感到不舒服。

　　要想弄清“农民工”的称谓是否妥当、是否科学，首先应该弄清“农民工”一词的由来和沿革过程。早在解放战争时期，当时许多农民参加支前，为子弟兵输送弹药、粮食等军需物资，抬担架救护伤员，被称为“民工”。在建国初期，许多农民进入城市找工作，使农业生产受到影响，1952年11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社会司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应劝阻农民盲目向城市流动》，于是 “盲流”一词出现。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城市的二、三产业迅速发展，许多农民离乡背井，到城里打工，于是 “农民工”一词应运而生。1984年，中国社科院教授张雨林在《社会学研究通讯》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首次提出“农民工”一词。尔后，“农民工”这个说法被大量地引用。至今，“农民工”已有大约1.2亿，加上“离土不离乡”的，全国 “农民工”约有2亿多人。

　　然而，他们的处境并不尽如人意，被称之为边缘群体。每当“农民工”这个称谓，他们就会联想到自己的艰难和辛酸。他们到城市打工，已经不再是农民，可他们的地位在城市又没有得到确认，被一些人视为另类。他们常年工作在苦脏累险的岗位上，许多人长期超时劳动，带病工作，为社会提供了大量财富，因户籍不在当地，而不能和城市居民一样平等享受城市公共资源。他们居无定所，在炎热夏季的夜晚，在中小城市的马路边，我们常会看到一排排人席地而卧，苍天当屋，大地当床，这些露宿街头的人，就是我们的农民工兄弟。他们的生活质量，可见一斑。即便有的人买得起或租得起房子，什么户口、保险、孩子上学等等问题，一样不能根本解决。尽管一些人已经融入城市，一些城市里人照样用有色的眼睛看他们，称他们为“农民工”，使他们感到很不舒服，觉得这一称呼隐约含有歧视、不被尊重的成份。

　　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人们通常按职业称呼，种地者称农民，务工者称工人，经商者称商人，参军者称军人，从政者称干部，这些称谓前都没有加定语进行修饰，也就是说不管他原来从事什么职业，都一律按现职业进行称呼。如按“农民工”一词进行类推，军转人员走上工人岗位的要称之为“军人工”，学校毕业走上工人岗位的要称之为“学生工”，工人转岗种地者要称之为“工农民”，这是十分荒唐的。对原来种地人员务工后的称谓前面加上“农民”一词进行修饰，实质是对农民的一种歧视。

　　那么，有人一定会说，作为一个群体，总要有个称呼呀。以笔者之见，称呼好办，已经取得固定职业的，就称工人好了；没有固定职业者，就称“流动工人”或叫“进城务工人员”。当然，我们应该看到，“农民工”称谓虽然不合理，但替代要有一个过程。存在决定意识，取消含有歧视因素的“农民工”称谓，关键是让“农民工”一样和城市居民共享当地公共财政资源，打破城乡两元结构，让农民和城里人一样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到那个时候，“农民工”称谓就会和“盲流”一样自然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