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和国有出资人体系的创立，是中国改革最重要的机制设计和创新之一，这里的创新远远没有完成，近年来还有停滞的趋势。但无意于这里的改革探索，主张国资的出路就是越退越好的人并不理解改革的路径依赖和社会大众心理，热情讴歌即使在西方也根本不是主流的MBO即管理层收购，同时又以精英主义的态度去对待社会大众的不满和反弹，甚至认为这就是改革与反改革的分歧，结果反而是以极端激进的姿态客观上强化了极端保守观点的影响。实际上，俄罗斯近年来用部分的再国有化来扼制私人寡头的奢靡和张狂的情况说明，即使是用最激进的形式进行社会革命或改造，但实际上都最终不可能脱离一个民族的文化制约和社会制度演变的路径依赖。

　　特别应当指出，中国的改革开放，印有强烈的发展导向的烙印。国内外迄今对改革开放的认同和肯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中国经济的出色表现。就如在证券市场上，当股指暴涨时，人们热情讴歌股权分置改革，而股市大跌后，很多人就转而指责股改搞坏了。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短期和中长期的严峻挑战，既是对中国能否跨过人均3000多美元现代化陷阱的挑战，更是对中国改革的重大考验。

　　因此，要理解中国改革的走向，不能不分析中国的经济发展，不能不关注那些过去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是否和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

　　贸易顺差不可能继续增加

　　首先应当看到，外部的挑战暴露的是内部问题。因为前30年改革开放所创造的经济奇迹和制度变迁本来并不是没有代价，也不会无限期地简单持续。中国确实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迎来了新的大变局：原先支撑增长的因素开始发生变化，许多条件已经改变甚至丧失，有些动力已经衰减甚或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阻碍，这是在改革开放30年的关口不能不客观面对和冷静分析的。

　　首先，上世纪70年代末由于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巨大的落差，对外开放带来了惊人的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然而，到今天这些优势已经急剧衰减。

　　中外的知识和信息交流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程度，对话和交流仍然重要，但已经失去当初振聋发聩的启智作用；科学技术差距缩短了，潜在的竞争威胁使技术和市场封锁的砝码越来越重；资本输入的综合引进作用开始让位于资本有进有出的双向流动；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从当年10%以下到2006年起就上升到65%以上，远超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22.4%)和日本(28.22%)，今后很难再有上升的空间。

　　贸易顺差的持续增长多年来已经成为对外经济关系摩擦的焦点，不可能继续增加和长期维系，外向型经济和外需拉动的格局改变已经不可避免。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触发的经济衰退，只不过加速了这种调整的紧迫性。开放对中国的作用从主要是受益，逐步转向双刃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