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洪波

　　"抓记者"，看来是一个相当敏感的事情。山西检察官进京抓记者，再度轰动全国。

　　"抓记者"之所以会引动舆论，是因为这个说法容易让人联想到因言获罪。西丰公安抓记者，名义上是诽谤，具有明显的言论治罪特征。山西检察官抓记者，名义上是涉嫌受贿，这个名义，不是基于记者履行职务的行为，而是从事与记者身份不相符合的活动。

　　名义上的理由，未必就是实际上的理由。我们需要事实真相，而不是基于猜测去判断是非。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回应，至少在程序上认可了山西检察官进京抓记者的合法。被抓的记者是否确实受贿，我们期待能够有公正的法律结论。舆论有权随时质疑司法机关的办案，司法机关有权独立办案，并基于案件实际而适度保密，但仍然有义务尽可能回应质疑。

　　一个重要的尺度，是司法机关和媒体舆论，都应当有明确的"公器"意识，而不是私家情绪和利益的工具。司法是公器。如此，则司法机关不应当成为寻隙报复的机关，它所做的一切，基于事实，基于法律，而不是基于对某个人、某个机构、某个行为的不快。媒体是公器。如此，则媒体不应成为媒体或者媒体中人自身利益的传声筒。媒体当然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这种维护仍然应是基于一种公共责任，而不是无原则的"护犊子"。

　　就央视记者被抓事件而言，它可以被表述为"山西检察官抓记者"，也可以表述为"央视记者涉嫌受贿被山西检察机关刑拘"。后一种表述更具客观性和明确性，但这一事件被媒体简化为"山西检察官抓记者"，我想这并不是一种有助于说清事实的做法，也带来了让人做出简单化联想和情绪化反应的结果。

　　我不好猜测为何媒体一致地使用"山西检察官进京抓记者"的说法，但对事件的这样一种命名至少可以说是媒体报道技术上的失当。客观准确的表达，有利于建立冷静的判断，质疑也好，批评也好，思索也好，至少会减少热血上涌的成分，从而更有逻辑力量。

　　另一个问题是新闻职业应当怎样去担负责任。在这个事件中，举报人是举报事件中一方的弟弟，举报人又与记者有恋爱关系，这个举报人送给记者22万元。这22万元是否属于贿款，在法律上的认定现在还不清楚，但至少在新闻伦理上，这些事实已足以让人对报道活动的公正度和可信度产生怀疑。

　　司法不是公器，必然产生枉纵。媒体不是公器，必然形成歪曲。司法可以拘禁人身，媒体可以制造舆论。司法是强制性的权力，媒体通过报道、言论也形成权力。警惕强制性的权力破坏公正，是首要的。媒体作为公器而监督强制性的权力，乃是天职。社会需要权力之间的制衡，而不是权力各各为自己而打斗。权力之间的打斗，哪怕遍体鳞伤，也未必就是社会之福，因为这样的打斗中仍然没有公众的位置。

　　权力并不天然高尚和清洁，因此，无论司法机关还是媒体机构都并不天然地应当被信任。央视记者涉嫌受贿被山西检察机关刑事拘留，真相尚未明了，我们需要关注，需要追问，我们甚至可以经历必要的等待，以候真相出现，但真相必须要有，这是无可疑义的。不过，请稍稍冷静一些，媒体正在要求司法公正，媒体自身也要有公器意识，而不是被物伤其类的情绪挟持。公器公用，司法权力和媒体权力都应当做到。

　　作者系资深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