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毕诗成

　　发生在甘肃陇南的冲击市委机关群体性事件仍在处置当中。有消息称：广东汕头一千多名的士司机20日集体停运，抗议黑车套牌车；而17日至19日发生在云南大理的客运司机集体罢运事件经多方努力，已基本平息(21日人民网)。　

　　联想到此前重庆永川、兰州永登、海南三亚的罢运事件，媒体近期连续将多起“群体性事件”展示于我们面前。从这个意义上看，群体事件逐步“脱敏”，既体现了政府部门日渐开明的心态与执政的自信，也表现了信息时代政治透明势不可挡的潮流。我们也应肯定这种“公开”的进步。　

　　群体事件逐步“脱敏”后，怎样应对其可能形成的负面效应？这包含两个层面：　

　　其一是有论者已提出的，这种事情闹大才倾听解决的“案例”会不会滋长一种暗示，让一些维权者认为闹得动静越大，越能增加与政府谈判的筹码，继而“激励”他们更倾向用引发冲突的方式表达诉求？其二是在群体性事件较高频率出现之后，政府会不会认为不是黏合而是加剧了对立情绪，有损执政形象，继而倾向于让这些事件重归关门处理的“敏感地带”？　

　　显然，化解群体事件“脱敏”之后对于社会的负面影响，已是不容回避的执政课题。我们应当建构一种基本互信，克服群体事件长期存在“两拧认识”的扭曲：政府眼里只看到“暴力”，强调“少数别有用心者”对于“不明真相群众”的“煽动”，对自身责任有时避而不谈；群众眼里常常只看到管理者的“傲慢”，强调正常诉求路径不畅通之后冲突的必然性。　

　　重要的是，怎么划清楚哪些是管理者的管理责任？哪些是维权者的正当权利？哪些是暴力者的违法行径？只有把权利、责任、惩罚都明明白白梳理清楚，摆到桌面上给大家看，公众才能避免情绪化，才能对群体事件逐步形成理性与冷静认知。　

　　建构互信，首要的是作为“强势”的政府能够表现出更大的坦诚与自信。不管是重庆出租车罢运，还是早前的瓮安事件，莫不是政府通过坦诚对话、沟通，才疏解了民众情绪。而凡是矛盾被激化的，莫不是政府死守着陈旧的辩解说辞，回避自身责任，毫无检讨姿态。在当下，这种主动寻找矛盾去化解的思维很有必要。　

　　群体事件逐步“脱敏”，很好；“脱敏”之后，更需建立起一种基础互信，避免其在较低层次上形成“传染”，强化对立情绪。只有在法治时代与权力站位准确的背景下，对“群体事件”的权利与责任形成冷静而理性的全新认知，“脱敏”才能在更高层面上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而不是造成更大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