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灏

　　美国学者罗伯特·基欧汉1984年出版他的名著《霸权之后》时，他力求描绘一种乐观前景：在美国国力衰落之后，它依然可以利用其主导下建立起的国际机制维系其地位。但在当下这场金融风暴中，美国不仅面临着国力的挥发，更重要的是，美国建立的国际机制以及美国放任的市场体制也在遭受否定。

　　“这是一场美国的危机，欧洲只不过是受到了影响。”在《纽约时报》看来，这是欧洲最初面临金融危机决策缓慢的一个原因。而有同一个央行的欧盟，却有着各自的财政部，“它们都担心自己纳税人的钱被用来拯救别人的银行。”

　　但是，“美国太大，因此无法任由它失败；世界联系太紧密，所以外部世界无法袖手旁观。”《国际先驱论坛报》8日社论强调说，“世界没有理由对美国的报应感到幸灾乐祸。”

　　周一，英国《卫报》的社论还称“金融风暴就在欧洲大门口”，《金融时报》也还在讨论“欧盟迫切需要有一个金融拯救计划”。周二，《华盛顿邮报》社论已称之为“欧洲的危机”。英国媒体的定调也变成“英国的危机”、“拯救欧洲银行”。到周三，澳大利亚《时代报》社论开始称“全球危机”。而这正是全球协作救市的一天。

　　《国际先驱论坛报》当天说，这种合作上一次出现在2001年9月，当时欧盟央行和美联储同日减息。《华盛顿邮报》则称这种范围的协同减息是“史无前例的”。但这样的协作并没有能够立即阻止股市的下跌。美国已经呼吁举办一次20多国参加的国际会议，《今日美国》当天头条说，其中包括美国、欧洲以及“中国、巴西以及沙特等现金充裕的发展中国家”。

　　这场危机还在继续，但已有媒体开始为“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起草讣文。欧洲改革中心首席经济学家西蒙·提尔福德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文说，过于挥霍和自大，“这种模式毫无疑问应为金融的过度扩张承担责任，但却可能会把问题简单化。”他很乐观地断定，金融危机并不能完全否定“美国模式”，“危机结束后，美国的国力还会恢复。”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如此乐观。作家约翰·格雷周一在澳大利亚《时代报》发表评论说，“这是美国从权力巅峰跌落的时刻。”尽管作者也认为美国经济在危机结束后会重新恢复，但是，“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地缘政治变动的时刻，世界均势已经不可逆转地改变了。二战以来美国领导的时代，结束了。”

　　约翰·格雷说，冷战后连续几届的美国政府都“教训”其它国家采取美国的金融模式。但现在，美国金融严重依赖于外国资本的流入，而这些资本正主要来自那些拒绝美国模式的国家。“这些国家是选择继续支持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还是把这看作按自己利益打破经济权力均势的一个机会，无论如何，控制权都已经不再属于美国。”

　　一个国家的命运，通常决定于战争和债务。英国如此，原苏联也是如此，美国会成为例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