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鸣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对北京居民来说，日渐其高的物价，让人很不舒服。平平常常的白菜土豆，也得1元多1斤。在菜市场上，经常能听到买菜大妈大爷叹苦经。但北京人不知道，在离他们城市只有两三个小时路程的张家口、商都等地，菜农手里的菜，即使罕见的方西红柿、彩椒，也不过三四角钱1斤，而白菜土豆，则每斤低于1角钱。从菜农的出产，到消费者手里，在如此短的距离内，居然能差到10倍以上。运输距离不过百公里，中间的环节，也不过三道，收菜的运输商，转给批发商，最后给零售商，如此大的差价，用中间的损耗运费和利润分成，都是说不过去的。

　　收菜商压价，统一而且一致，无论是谁，到哪儿收菜，都是一口价，不仅低，而且收的时候，短斤短两，随意克扣，菜农毫无办法。蔬菜不是别的东西，到了收获季节，就得赶快卖出去，卖不出去，就烂在地里。由于收菜商人形成了价格同盟，菜农又没有其他渠道卖菜，更没办法直接与消费者见面，为了不让收获赔掉，只好忍痛出血。

　　这种状况，几乎出现在所有商品性很高的农牧产品的生产销售方面。农牧产品在消费市场上的价格上涨，基本反映不到作为生产者的农民那里，前一段猪肉价格翻番，但养猪户增收有限，甚至不增收。前些日子云南孟连胶农跟收购公司的纠纷，都惹出人命来了，实质上也是这个问题。显然，这是因为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出了问题。

　　面对这样的局面，解决之道，从国外的经验看，惟有建立农民的合作社组织。而且这种组织需要有一定的规模，有能力打开自己的销售渠道，打破销售商的垄断。中国这样的合作社不能说没有，但一是不够普及，二是力量弱小，三是农民非自治，缺乏维护农民利益的动力。

　　应该承认，经过多年的集体化过程，原来农村存在的社会组织和商业网络，基本上已不复存在，走出集体的农民，是呈“原子化”状态生存的。这种状态的农民，要想自发地组织自治性的销售合作组织，的确有很大难度。这就需要多方面的积极性，一方面鼓励农民自组织的积极性，一方面政府出面加以扶植、引导，同时也应欢迎各种NGO组织的介入。

　　随着中国城市化的过程加速，一部分农民会流入城市，通过打工或经商，逐渐变成城里人(这还需要户籍门槛的逐步降低)，但以中国的国情，这个过程不应过于猛烈，因此，必然还会有数量很大的农民留在农村。而这些农民的增收问题，实际上是跟城市化进程密切相关的，他们理应享受到城市发展、市场繁荣的好处。像目前这样，一边是城市的CPI持续增高，一边是农民手里的农产品价格被压得很低，应该说，虽然政府不该用行政手段干预，但帮助农民建立销售合作社，还是可行的。此事到了非做不可的地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