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洪其：有感于袭警案嫌犯的法律意识

　　作者：潘洪其

　　上海市公安机关日前公布了“7·1”袭警案的案发原因：去年10月5日，犯罪嫌疑人杨佳骑一辆无牌无证自行车被闸北警方盘查，经6个小时询问，警方判定自行车系“租用”后对其放行。心生不满的杨佳多次投诉，并向公安机关提出相关赔偿要求无果，直至惨案发生。(7月8日《中国青年报》)

　　按照上海警方的说法，杨佳当时“非得要警察出示相关的书面法律文书”。估计警察一时间拿不出书面法律文书，于是杨佳“拒绝出示身份证件和所骑自行车来源证明，造成市民围观、影响交通”，警察将其带至派出所作进一步调查。警方调查清楚并对其放行后，杨佳“心生不满”，又是不断投诉、上访，尽管上海警方曾两次派员到北京与杨佳沟通，但仍未避免悲剧发生。

　　为杨佳提供法律帮助的谢有明律师介绍，杨佳头脑清醒，逻辑清晰，具有较强的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对法律问题有一定把握。比如，杨佳袭警被制服后，面对警方讯问，首先要求安排律师到场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律师到场后，他一开始就向律师了解，作为犯罪嫌疑人在法律上有哪些权利；当有人进来拍照时，杨佳又向律师询问，这样的举动是否合法。

　　不由得想起了5年前的孙志刚事件——大学毕业生孙志刚在广州打工，因未随身携带暂住证被警察扣留，接着因为“嘴硬”被警察殴打，最后在收容所被一帮闲杂人员打死。在具有较强法律意识这一点上，杨佳和孙志刚颇有相似之处，在和警察打交道时，两人都不愿意像一般人那样顺利地予以配合，而是对警察执法也提出了许多法律上的要求。表面看起来，似乎是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太强，是导致上述悲剧发生的原因之一。但是，公民的法律意识强化本应有利于法治社会的形成。

　　所以，我们不能因此认为，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不是一种正面的公民素质，公民不需要具有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相反，孙志刚的悲剧和杨佳袭警案一再警示我们：公民的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越来越强，是市场经济发展和法治进步的必然结果，公权机关应当及时转变观念，顺应形势，因势利导，避免在履行职能、行使权力的过程中，与公民行使权利的行为发生激烈的“碰撞”。北京 潘洪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