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幼鸣：道德家们已经走得太远

　　无可否认，范美忠因言获罪。地震发生时，跑的人很多。“道德家”提到教师、医疗等行业的人绝不能跑，事实却是：震后那几天的具有真实性的电视报道透露，在距离震中比都江堰远的成都中心城区，地震时，华西医院正在做手术的医生、护士以及手术室外的病人家属绝大多数都跑了；没有跑或者跑后又回到手术室，冒着余震威胁做完手术的医生就是令观众流泪的英雄。那些跑离手术室，以及为躲避余震而中止手术进程的医生、护士是不是也需吊销执照呢？

　　二、范美忠主张通过博弈、协商方式形成教师在地震这样的情景中的行为规范有合理之处。我的一些朋友有小儿女，属于“倒范派”，针对我写的《地震时，我曾先跑》，他们一再追问：如果你有孩子上幼儿园，你会听任老师在灾害发生时不照顾他吗？我说，普通灾害发生时，我自然认为教师有照顾学生的责任；但是，除非同老师达成细化的协议(这种协议可以是具体法条这样的社会契约)，我无权要求他们为我的孩子牺牲生命。几乎所有认定教师应该不惜为未成年学生牺牲的人都没有置身过实践情景，教授和时评家们更是一丝风险都没有，他们的话无法令人信服。

　　把范美忠打入社会另册，于是学生就更安全是一种幻觉。范美忠主张通过博弈、协商方式形成教师在地震这样的情景中的行为规范倒是具有可行性。理性地看，家长其实属于教师责任的博弈一方，教师本人以及他们的亲属属于博弈的另一方。某些“道德家”混淆了不同的职业要求，拿对军人的规定要求教师等。军人供应国防公共品，需要时必须牺牲，所以实行强制性兵役制度。要求教师必要时为本学生牺牲生命可以，但必须形成契约。说得俗点，就是社会要在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下，就教师一旦需要付出的“命价”达成协议。

　　三、现在“道德家”已经走得太远，需要警惕他们荒腔走板带来的多重危害。同样以北大伦理学教授王海明为例，他的泛道德主张一经发作，居然提出对捐款“进行强制”，说网上对他们(收入高而捐款少的人)进行通缉声讨是“低的强制”，还应该有其他强制，比如单位、机构是否可以考虑加入。按照一般财政学知识，既如此，王教授不如直接主张征收赈灾特别税呀？通观他接受采访的说法，有可能觉得直接征税尚无法体现过程中的道德教化作用吧。

　　说到底，我所指称的“道德家”们认为可以从一套价值预设中推导出可以付诸行为的“道德底线”。在思想方法上，“道德家”不是经验论者而是唯理论者。在社会层面，唯理论走到极致就会出柬埔寨那个波尔布特大哥。切实可行的“道德底线”来自于社会成员之间的协商与博弈。单方面的道德主张、呼吁、强制、绑架形不成“道德底线”。以“划右派”方式处罚范美忠让“倒范派”获得一时之快，却根本无助道德提升，相反将导致道德水准下降。中国历史上，这样的道德通货膨胀现象屡见不鲜。一番幻觉之后，道德通货膨胀只让“道德家”获益，他们的道德大棍更有用武之地――这是六成强“倒范派”亦需提防的，当心大棍子哪天敲到你们头上。

　　(作者为东方早报首席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