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敏：虚假捐赠是不义之举

　　作者：刘敏

　　十年前的一桩事情，如今披露出来，依然让人如鲠在喉。

　　1998年我国南方发生百年不遇大洪水，众多企业慷慨捐赠。然而时过境迁，一些企业对自己承诺的捐款却不予兑现。6亿元捐款，有一半没有到位。

　　这不能不让人怀疑，今年年初的罕见雪灾，乃至刚刚发生的汶川震灾，那些在镜头前、报纸上光鲜亮相、慷慨陈词的捐赠企业们，会有多少开的是空头支票，虚假捐赠？动辄以亿元计的捐款数目，有多少最后会兑现成为真金白银？

　　虽则如此，我们宁愿相信这并非中国特有之事，别国捐赠中未必不存在空头支票和虚假捐赠。这是因为企业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不因国界而有异，也因为虚假捐赠这种以小博大、自我宣传的诱惑实在太大。但我们需要提醒那些搞虚假捐赠的企业：在天平的另一头，摆放的是企业信誉、责任、公信力和道德的砝码，深望三思而行。

　　如果说十年之前的虚假捐赠仅需承担道德的责难，并无法律制度的刚性约束和惩罚，那么目前，此举不仅违反道德，也可能触犯法律。

　　1999年，全国人大通过《公益事业捐赠法》，以法律形式来规范社会组织和个人的捐赠行为。2000年，民政部颁布《救灾捐赠管理暂行办法》，作为法律执行的配套。汶川地震发生前的4月28日，民政部又颁布实施了《救灾捐赠管理办法》，更加详细地规范了捐赠的法律程序以及承担的法律责任。

　　的确，有法律的刚性约束，我们能稍许宽慰，虚假捐赠的减少也当为可期。然而，我们心中仍有挥散不去的不安。

　　一个人说要帮助另一个人，并且这种帮助不会给施助者带来风险，这种承诺往往会兑现，这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人际伦理，我们习以为常，不会去怀疑。若一个企业说要捐款，并且它不说这个话、不在镜头前亮相也不会有任何问题，然而承诺却没有兑现，甚或是故意为之，这对我们的伦理常识而言，无异于一种残酷的颠覆。

　　有人说，法律和制度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对此说法，我们当然认同，但也禁不住的忧虑。社会上的事情，法律不可能一劳永逸、无一遗漏地解决，而况法律坚守的是社会道德的底线。底线之上，我们无法指望法律能大幅提升道德水准，法律更无法抑制道德的滑坡与堕落。

　　如果，每一次的灾难，夺去无数生灵的灾难，社会中的企业在捐赠前都要抱着法律条文进行盘算，在算计着既能扩大宣传、又能少捐钱且不触犯法律的方法，这会是一种怎样触目惊心的局面？法律能够阻止这样的道德滑坡吗？若果真如此，要么一些企业的责任与道德在大幅退化，要么他们就根本没有底线。

　　我们坚持认为，企业的虚假捐赠比违法排污、偷税漏税更为恶劣；我们同样坚持认为，虚假捐赠首先是一个道德问题，然后才是一个法律问题，在寄望法律的规范之前，要先进行道德底线的自我反思与拯救。对那些曾做过或准备做虚假捐赠这种不义、不法之举的企业与个人，我们想说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对待别人的方式，最终都会是你怎样对待自己的方式。

　　详见本报今日A06版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