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彦斌：贾谊与古德诺谈中国经济再崛起

　　贾谊，两千年前的汉代青年名臣，汉文帝的政治和经济顾问；

　　古德诺，一百年前的美国宪法学家，中华民国初年的宪法顾问。

　　作为知识分子和所谓“帝王师”，两位非常关心中国的成长。

　　在北京复兴门前，他们纵论“中国经济再崛起”。

　　文｜董彦斌 图｜阿糖

　　贾谊与古德诺跨时空而来

　　我刚起床，手机就响了，以为是闹钟，一看是长沙的长途。“你好，我是长沙博物馆工作人员，汉代的贾谊老师已到你那里门口了，请迎候一下。”幸好清晨的我比较清醒，识别出这位要来的贾谊，就是那位长沙太傅。我正琢磨是否该按《仪礼·士相见礼》说一句“某子命某见，吾子有辱”时，峨冠博带的贾谊，与一位燕尾服虬髯西洋男士，早飘然而来。

　　“我们就不拘礼节了。这次来，不为别的，跟你聊聊‘中国经济再崛起’，这一话题来自丁学良教授的同名新著。我是汉代贾谊，这位是20世纪初的美国宪法学家古德诺。我是汉文帝的政治和经济顾问，他是民国初年宪法顾问，我们共同的特点，是作为知识分子和所谓‘帝王师’，非常关心中国的成长。丁这本书，没出之前我们就瞄上了，说实话，很合我们胃口。幸好今天你醒了，如没醒，肯定要将你从清梦中叫起来，也要聊。”贾谊快人快语，看来两千多年前那个哀怨作赋的他，早已淡忘忧伤了。

　　“我的普通话可能没有我的澳大利亚好朋友莫理循和澳大利亚新晋总理陆克文好，不过，毕竟是在中国生活过的人，让你听懂没问题。”古德诺道，“你该知道，当年介入中国事务，实际上让我吃了苦头，本来可能的参选总统的机会，给整没了。但即便如此，作为曾经的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和曾经的中国总统袁世凯的宪法顾问，我对丁这位哈佛毕业生撰写的中国研究作品，那还是兴味十足。”古德诺继续说，“另外，我和丁学良在一个地方，有些缘分，我一百年前是通过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居间介绍，来到中国，而丁现在是这个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

　　“中国经济再崛起”

　　“两位好，后生得见前辈，何幸如之。那我也开门见山。我先对丁学良教授这本书作一下解题：第一，本书虽名为‘中国经济再崛起’，但其范围却不限于中国，而有一种比较视野。比较是有力量的，在比较之后，会发现某种归结为地域或文化原因的东西，其实在于制度本身。”我喝了口绿茶，接着说，“第二，本书虽名为‘中国经济再崛起’，但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经济，作者是以政治学—社会学学者的视角，烛探秩序。于是，本书之涉及经济，便非经济学上之模型曲线，而是考察经济的国际背景、制度环境、发展，考察经济学家与企业家，考察与经济关联的政治—社会问题。 “至于第三”，我说，“可以引用本书封底的话：‘本书提示国人要清醒看到，目前中国的再崛起还只是经济上的，而不是全面的。因为中国在历史上最强盛的时代，不仅给人类提供最多的产品，而且同时为世界提供行政体系、法律制度、科学、艺术、生活方式和语言。从这个角度看，从近代到如今，中国无论在经济上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都还远未达到历史上中华文明所达到的全球相对高度，不具有那个时代的整体文明投射力。本书以此为背景，以全球化为框架，讨论中国历史性再崛起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的往事与近事

　　“我最遗憾的事情，不是在我个人的沉浮生死，而是在我没有看到神州鼎盛的年代。”贾谊说，“当然，话说回来，对于何时为中华民族的最盛时期，看法并不一致。我那个时代，中国在休养生息，不久，就有汉武之兴，有人说，那就是中国极盛期。更多的人支持唐代，陈寅恪教授以为‘华夏文明历数千载演进，盛极于赵宋之世，其后势衰，终必复振’，中国疆域和马可波罗游记支持元代，王国维教授则主清代。”贾谊说，“参考丁学良教授的看法，从向世界提供制度与文明的辐射意义来看，我以为是唐。记得汤因比教授在回答他最想生活的年代与地点时，他的回答也是唐代的长安。”他接着说，“自然，讨论中华极盛时，标准不一，结论也就不一，但无论如何，我说过的一句话还有现实意义：‘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

　　古德诺也噙了一口茶，接了话茬，“在此，我不从我的核心观点政治与行政或君宪与共和入手讨论，我也不太了解古典中国的历史，我只说我观察到的近代中国的一些人和事。我说三个人：赫德、伍廷芳和顾维钧。赫德今天基本快摘下了帝国主义者的帽子，伍廷芳在中国也在被越发擦亮，顾维钧也不再那么低调。我看了赫德日记、纽约时报专访伍廷芳和我的学生顾维钧回忆录，深切的感受有两条，一条是，与世界制度文明接轨越近，中国发展越健康，制度建设对于近代中国的意义，非比寻常；另一条是，开放、开放社会与开放精神是中国强盛的命脉。赫德、伍廷芳和顾维钧在近代中国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深切告诉我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