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务工收入增长过快？

　　防止务工收入增长过快？

　　早稻播种面积的连年下降也能说明问题。近两年来虽然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但早稻播种面积仍连续两年出现下滑。据新华社3月13日的报道，农业部对近期部分地区种粮意向调查显示，今年早稻面积仍呈下滑趋势。笔者早在去年10月份就预测早稻播种面积下滑将成为一种趋势，农业部的调查初步印证了这种判断。早稻播种面积的下滑根本原因在于粮食价格偏低，务农收入和务工收入相差太大，务工人数的持续增长造成农村劳动力紧缺。而双季稻(早稻和晚稻)由于季节紧、劳动力需求大，受到劳动力紧缺的冲击也最为明显，双改单(只种单季中晚稻，不种早稻)的趋势愈来愈明显。

　　政府显然也看到了种粮比较效益过低的现实，作为一种缩小比较效益差距的措施，今年提出要防止务工收入增长过快。这招致了一些社会人士的批评。批评者指出，中国GDP20多年来平均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农民工工资20年却基本没有什么变化。这么多年来，农民进城务工已经够艰难的了，甚至需要总理出面讨要欠薪。近年由于“民工荒”的出现，农民工工资才相对有了较快的增长，但绝对水平仍然低下。压低农民工工资无论如何是没有道理的，并且也与城市化发展的大方向不符。笔者认为抛开道德批判不谈，农民工工资基本上是由市场决定的，政府的调控不一定能够奏效。近年农民工工资上涨主要是劳动力紧缺导致的必然结果，而非工厂老板良心发现，主动提高工资。因此既然务工收入长期增长的趋势不可避免，那么为了缩小务工与务工收入之间的差距，政府还得从更快地提高务农收入着手。如果不能更大幅度地提高最低收购价(袁隆平曾提出稻谷收购价100元/百斤都不算贵，但是若国家最低收购价更大幅度地提高的话，又会在客观上推高粮价，与抑制通胀相悖)，提高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应是一个办法。3月27日召开的全国农业和粮食生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国家决定在今年预算安排“三农”投入5625亿元、比上年增加1307亿元的基础上，中央财政再增加252.5亿元投入，主要直接补贴给农民，采取10项重要措施，支持农业和粮食生产。但是这些补贴措施分摊到8亿多农民身上，激励效果仍然有限。

　　因此，笔者认为此次政府在春耕备播前进一步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虽然有其正面积极意义(前几年的最低收购价的具体水平都是在粮食生产已经进行之后出台，个别年份甚至在粮食接近收获期才确定)，但是其绝对价格仍然偏低，在农资价格大幅上涨、种粮比较效益仍然低下的情况下，难以起到对种粮农民实质性的激励意义。今年的粮食增产仍然面临较为严峻的考验。如果今年新增的粮食供给下滑(实际上中国粮食生产已经经历了历史罕见的连续4年增产，进一步增产的难度愈来愈大)，在整体物价上涨形势难以得到根本性扭转的情况下，下半年粮价快速上涨局面将难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