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之纯：诗歌衰微或是历史和文化的宿命

　　作者：郭之纯

　　面对近来日渐衰落的诗歌，一种怀旧、感伤的情绪不断泛起，不少诗界中人(如果还称得上“诗界”的话)悲叹“诗歌死了”、“诗人的翅膀被折断了”，沉浸在对上世纪80年代诗歌黄金时期的追忆之中。如此背景下，近日《中国青年报》刊发题为《诗人不可承受之重》的“冰点”文章，对现代诗歌的境遇进行了一番梳理、描摹。

　　不过我怀疑这个标题是否妥贴。诗歌大厦将倾，甚或早已成断壁残垣，对诗歌仍怀理想者的确有理由感到沉重。但相比于此“重”，诗歌和诗人们当前面临的“轻”其实更现实、更具体、更无法忍受——这既包括外来的轻视，又含内在的轻浮。近年来，中国现代诗歌和诗人的地位迅速滑坠，特别在“梨花诗”等风波以后，诗歌简直成为笑料，连残存的一点尊严也难维持了。诗人西川对此有个很不诗意的悲愤总结：“上世纪80年代你要不写诗，那你简直就是一个很荒唐的人；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你要再写诗，人家就会觉得你简直有病。”诗人被目为病人，此等轻蔑如何能够承受？与此相对应，据悉《诗刊》的发行量，已由鼎盛期的54万份跌至目前的二三万份了。在一个有着辉煌诗歌传统和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这一数字显得是那样滑稽。

　　应该怎样看待这种现象？到底是什么造成了当前诗歌的衰落？

　　诗歌当前所处的这种窘境虽然是人们不愿意面对的，但或许又是必然和正常的。现代的自由体诗歌，固然也曾有过辉煌时期，但从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看，走到当前这一步并不意外，这似是一种历史和文化的宿命。

　　现代的自由体诗，肇始于近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时期。然而，值“五千年来一大变局”时期所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主旨是“救亡图存”，其中虽然有“文化”二字，其提倡的“文化”却主要是民主和科学，其刷新文化的途径是“打倒孔家店”、“把线装书扔进茅坑”、追求全盘的西化等。换言之，中国

　　在此背景下产生的现代诗，注定了先天不足。要知道，诗虽是个性的产品，但更是文化的产物。写诗固然需要天资，但只凭天资很难写出真正的好诗。真正的诗人，天资之外，必有“外功”，即必得有深厚的文化素养——正所谓“功夫在诗外”。比如，真正的精妙好诗，在情感义理之外，必是对字词有精细入微的体味和把握。但自现代诗产生以来，多数人恰恰遭遇了文化滋养和文字训练的不足；而且，汉字书面语由文言而白话，也使不少诗人面临语词习惯的适应和转换瓶颈。在文化整体衰落的趋势下，以文化为根脉、文字为工具的诗歌，即便偶有佳品，也只如回光返照。

　　诗歌之衰落，在整体文化基础之外，也与时代精神气质的流变有关。总体说来，诗歌兴盛需要一种特定的时代气氛，譬如唐朝诗歌之所以兴旺，在体制推动之外，更在于唐朝作为当时的“天朝大国”，物阜人丰，众夷来服，人们普遍具有一种自信、从容、浪漫的精神气度和生活节奏。之所以唐朝能留传至今三千诗人五万诗歌，而与其临近的隋、宋等朝却远远不及，有宋一代转以委婉的词人见多，环境不同导致的时代精神差异当属重要影响因素。上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诗歌亦曾极一时之盛，究其因，则与在长期的政治运动之后，人们普遍追求解脱、排解压抑的心理诉求有关。如北岛所言，在那个“意识形态解体和商业化浪潮到来前的空白”时期，“诗人戴错了面具：救世主、斗士、牧师、歌星，撞上因压力和热度而变形的镜子。”而到90年代后，人们忙碌于适应新的社会机制，甚至陷身于不得已的激烈竞争，许多人改变了原本的价值观。浮躁紧张的生活之下，使锤词炼句吟哦诗篇成为一种奢侈；在极度夸张的功利性标准面前，这甚至具有迂腐意味。

　　从另一面看，包括诗歌在内的任何文体，都有着其一定的盛衰规律。诗歌盛极于唐代，若以唐代为标尺，也许要说以后的历朝历代都是诗歌的“衰落期”——但显然不能这么认为。若从整体上看，且不论实际的写作水平，当前应属各种写作最繁荣的时期。因为拜发达的现代媒体特别是网络所赐，现在已经是真正的公民写作的时代。在为诗歌伤感的时候，也不要忘记为这种前所未有的公民表达而欣慰。

　　综上所述，窃以为，当前我们或许不必为诗歌的衰落而忧心忡忡。诗歌是只不死鸟，暂时的衰微并无损于诗歌本身将来的发展。可以说，只要人们仍然有爱恨有情感，见美景仍然陶醉，闻秋声仍然伤神，诗歌定会再绽放出其光芒。诗歌也许需要“再出发”，但却可遇不可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