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圣祥：自相矛盾的命案招标制度

    作者：舒圣祥

　　今年，吉林通化柳河县首次实行“命案招标”，对那些未破的命案，无论是派出所还是刑警队，以单位的名义投标，破案后除记功外，还有物质奖励。奖励办法是，由群众举办线索的，每破一起命案积案，奖5000元；抓获一名命案逃犯，奖3000元。民警提供线索的，每破一起命案积案，奖5000元；抓获一名命案逃犯奖3000元，记三等功一次。(7月1日《新京报》)

　　“命案招标”，多么熟悉而又陌生的语词。熟悉的是，自上世纪90年代初起，一些地区已经就有了招标破案的做法，本世纪初，湖北武昌、湖北

　　将经济活动范畴的招投标借用到刑事侦查领域，使得“命案”与“招标”联系在一起，最主要的依据就是市场机制能够激发办案积极性，提高命案侦查工作效率云云。应该承认，某种程度上警察也是“经济人”，在原有单纯记功的基础上，点缀以可观的物质奖励(有些地方还另有官帽奉送)，有助于激发办案积极性。但是，办案积极性并不等于破案效率本身，何况无论是案件招标的标准，还是案件侦破的标准，都是一笔难以界定的糊涂账———以“此规定实施以来，已有两名疑犯被劝自首”作为“命案招标”的战绩，实在太牵强。

　　而且，既然在办案积极性上将警察看作“经济人”，那么在人性之恶的硬币另一面，我们也得同样看待。重赏之下，不仅有“勇夫”，也有“小人”。为了早日拿到奖金，完全可能出现一些侵犯公民人权的“非常规手段”，从而滋长执法犯法行为，比如曾经发生的警察为抓捕罪犯“设计二次强奸”事件。而且，“命案招标”必然破坏侦查协作精神，会使各方对中标者形成抵触心态，将其置于孤军奋战的尴尬境地，不利于案件侦破。

　　更重要的是，一旦履行了正常交税义务的纳税人仍需花钱雇佣警察捉拿凶手成为“范例”，那么警察必然产生执法懈怠，乃至“不招标不破案”，出现所谓的“执法讹诈”：本职工作变成了需要重赏的工作，普通行为的责任和义务底线被抽掉，久而久之，凡工作必先重赏，凡工作必先“招标”。

　　不难看出，“命案招标”在制度设计上是自相矛盾的：在提高办案效率的一面，视警察为“经济人”———有钱好办事；在滋生人性之恶的一面，又视警察为“国家人”———个个百毒不侵。这是一个基于人格分裂假设的制度设计，必然产生人格分裂的执法行为：在“招标”案件中，一个比一个承诺得有本事，一个比一个神勇；可是那些不“招标”的案件，又避之惟恐不及，争相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为了真正实现“命案必破”，地方公安部门进行一些有益的改革探索是必要的。但是像“命案招标”这种其他地方早已屡试屡错的招数，再当作致胜法宝来屡错屡试，展现出来的恐怕实非什么顽强精神，而只能是彻头彻尾的执迷不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