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高估了欧洲“极右民粹”的实力，简单地把特朗普上台所代表的美国极右民粹势力同欧洲极右民粹势力画上等号，其实两者产生的制度土壤是完全不同的。
文/赵柯
3月15日，荷兰大选初步计票结果显示，现任首相吕特领导的自由民主人民党获得了最多数的选票，预计获得150个议会席位中的31个；而有着“荷兰版特朗普”之称的维尔德斯所领导的极右翼自由党预计获得19个，由于没有获得足够票数，将无缘组阁。维尔德斯主张脱欧、反移民、驱逐穆斯林，这一选举结果让欧洲的主流精英们长出了一口气。
荷兰大选成欧洲民意风向标
由于法国和德国也将在不久之后迎来大选，荷兰这次选举备受瞩目，而且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面对在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刺激下风起云涌的极右民粹主义浪潮，作为欧盟的创始成员国，荷兰大选被视为民意风向标，是对欧洲传统价值观和政治体制的一次压力测试。
在大选之前，舆论普遍的预测是维尔德斯的自由党有相当的民意支持率来挑战执政党，但初步的计票结果却是主流政党大获全胜，“极右”距离挑战“主流”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程。显然，舆论高估了欧洲“极右民粹”的实力，简单地把特朗普上台所代表的美国极右民粹势力同欧洲极右民粹势力画上等号，其实两者产生的制度土壤是完全不同的。
欧美极右民粹培育土壤不同
不平等的加剧，是西方国家近年来极右民粹思潮汹涌澎湃的共同根源。但西方国家内部也并非整齐划一的铁板一块，欧洲大陆的社会市场体制就与英美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差异很大，这就使得从两者内部孕育出的极右民粹势力在影响力和表现方式上有很大不同。
简单地概括，英美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背后的原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而欧洲大陆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则是“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威廉·伯恩斯坦在其《繁荣的背后：解读现代世界的经济大增长》一书对个中差异有过精辟的论述：每个明智的社会都必需在经济增长与社会均衡之间寻求某种权衡，但是，美国似乎在探索这一范围的“右边界”，从鼓励经济最佳增长的角度出发，探索收入和财富不均等的可容忍程度。其他发达国家似乎徘徊在这一范围的“左边界”，以鼓励最佳公平程度和幸福程度的名义，探寻可以在多大程度上牺牲经济增长。
所以，虽然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也深受英美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的影响，实施了倾向市场自由化和解除资本管制的改革措施，但是节制资本力量的社会伙伴制度、强化再分配的税收制度以及保护市场竞争中弱势群体的社会福利制度，仍然运转良好。所以，不奇怪，英国和美国是西方发达国家中不平等程度最为严重的两个国家，而“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这两只黑天鹅恰恰从这两个国家飞出。
平等分配成抵御极右民粹的防线
极右民粹势力的崛起也让西方国家的精英们重新去反思市场与民主的关系，认识到两者不是天生的同胞兄弟，会本能地相互支持和照顾。相反，它们会相互伤害。如果政府力量能够驯服市场，它会促进民主，但若不加以约束，它也很容易就能颠覆甚至毁灭民主。这一“新共识”在西方世界正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
比如，向来以推广自由市场理念为己任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开始改变论调，不再把平等和效率看做此消彼长的对立面，而是主张政府加大对不平等的干预力度。IMF在最近发布的政策报告中认为，社会越不平等，经济增长越慢、越脆弱。因此，寄希望于用加快增长来自然地消除不平等，是一种错误的想法。并且，没有多少证据表明实施适度再分配的税制对增长有不利影响。
中等水平的再分配与更高、更持续的增长紧密相连。即使是较高水平的再分配——以促进平等为目标——也没有给增长带来明显的代价。由此，IMF的政策结论是：适度提高税制的再分配力度对增长的直接影响不大，并且长期来看，它将增加收入分配的平等性，反过来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而这恰恰是欧洲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理念之所在，也构成了欧洲抵御极右民粹势力的第一道防线。
□赵柯（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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