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网消息 (楚天金报) 4月17日上午，在被卷入社保案调查21个月后，上海申能集团原副总经理王维工等来了一审判决：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随着这一宣判，上海社保案核心人物的司法审判临近终点。

　　社保案延宕至今已三年，随着2007年6月相关人员进入司法程序，内幕逐一揭开：38名政企要员涉案，数百亿资金被挪用，贪污受贿动辄数以千万甚至上亿。社保案审判也开启了为贪官密集辩护的历程。为什么要为贪官辩护？社保案为何没有公开审判？还有哪些未公布细节？知名律师讲述了幕后的故事。

　　陈良宇

　　(主要人物)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

　　涉嫌受贿、滥用职权

　　有期徒刑18年

　　张荣坤

　　(中枢人物)

　　原上海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单位行贿罪、对公司人员行贿罪、操纵证券市场罪、欺诈发行债券罪和抽逃出资罪

　　有期徒刑19年

　　祝均一

　　(关键人物)

　　原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受贿约160万元、挪用公款10亿元以及滥用职权罪

　　有期徒刑18年

　　陆祺伟

　　原上海劳动和社保局社保基金监管处处长

　　受贿100万元

　　有期徒刑8年

　　吴明烈

　　原新黄浦集团董事长

　　牵涉华闻收购新黄浦案、受贿1000万元

　　无期徒刑

　　王政

　　原中国华闻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

　　牵涉华闻收购新黄浦案、行贿1000万元

　　有期徒刑三年

　　韩车璋

　　原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牵涉上海电气案、受贿600余万元

　　无期徒刑

　　李松坚

　　原上海明园集团董事长、原上海电气非执行董事

　　牵涉上海电气案、挪用5000万元、行贿70万元

　　有期徒刑一年半

　　王成明

　　原上海电气董事长

　　牵涉上海电气案、与严金宝陆天明共同贪污3亿元、受贿21万元

　　执行死缓

　　孙路一

　　(牵线搭桥)

　　原上海市委副秘书长、上海市委办公厅主任

　　受贿500余万元

　　有期徒刑15年

　　秦裕

　　原上海市宝山区区长受贿682万余元

　　无期徒刑

　　王国雄

　　原上海工投总裁受贿500万元

　　无期徒刑

　　凌宝亨

　　原上海市国资委主任受贿50万元

　　有期徒刑8年

　　吴鸿玫

　　原上海市国资委副主任受贿196万元

　　有期徒刑11年

　　韩方河

　　原华安基金总经理

　　牵涉操纵海欣股价案、受贿超过400万元

　　有期徒刑18年

　　郁知非

　　原上海国际赛车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职务侵占105万元

　　有期徒刑4年

　　“贪官”为何都找名律师？

　　一是想获罪轻辩护 二是考虑到面子

　　陶武平和翟健，对桥牌有着相同的爱好，两人同是上海律师桥牌会的会员，这一对相识多年的朋友“瓜分”了社保案中大部分核心人物的辩护权。

　　陶武平的当事人包括孙路一(原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凌宝亨(原上海市国资委主任)、陈超贤(上海市长宁区委副书记、代理区长)和吴明烈(原上海新黄浦集团总裁)。翟健代理的案件则包括祝均一(原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吴鸿玫(原上海市国资委副主任)、殷国元(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副局长)和王成明(原上海电气集团董事长)。

　　陶在代理社保案之前，除了和孙路一有过“一面之缘”外，其余的当事人可能只彼此听说过名号而已。那是多年前，时任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兼任人事局局长的孙路一，辖下的一个人才市场总经理出事，聘请的辩护律师就是陶武平，孙曾坐在办公室听取陶“汇报工作”。而两人都未想到，第二次见面竟是在看守所里，而且还是孙路一主动打破再次见面的尴尬说：“真的是很惭愧。”

　　陈超贤被羁押在安徽宣城，当时他的女儿在国外，妻子外逃，在当地检察院的建议下，陈委托原来的下属找到陶武平担任辩护律师。其他三人，要么是家属向司法界打听，要么是通过朋友们的推荐。“家属或许认为我比较可靠吧。”在陶武平看来，家属们肯定也“考虑到了面子”，“请个名律师跟这些昔日高官的身份才算匹配”。

　　惊慌的家属们对律师的要求是“能无罪就无罪，不行就从轻辩”，但律师并不能给家属承诺。

　　受贿3亿多为何轻判死缓？

　　众多因素考虑进去

　　荆楚网消息 (楚天金报) 事实上，辩护律师很快发现，他们很难做到将所代理的社保案与普通案件等量而观。他们很清楚，“这样重大的审判，是要被历史检验的，律师在其间起的作用有限。”

　　翟健所代理的四宗案子的结局有一个共同特征：如果按照法院认定的罪名定罪，那无疑是判轻了，而且是判得很轻。“祝均一数罪并罚39年，执行18年，不是判轻了吗？王成明共同贪污3.06亿巨款、殷国元受贿三千多万，怎么只判了死缓？”

　　翟健称，这背后其实体现了法治与正义，与民意，与其他因素的艰难平衡。

　　其实在公诉机关指控祝均一的130万受贿总额中，近三分之二是其妻子黄华拿的钱，其妻子在张荣坤公司工作，三年拿了张110万的红包，其中的80万被控方认定为受贿。因为按照“两高”2007年7月8日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官员及其亲属拿挂名工资也属于受贿行为。“意见规定，拿挂名工资不上班要定罪，但黄华每天上班，最多属报酬偏高”，翟健说。但法庭并没有采纳这一辩护意见，最终认定祝均一受贿判刑15年，数罪并罚一共33年，不过，合并执行的刑期却只有18年。判决后，法官征求翟健的意见，翟健说：“我只能说这是一个有智慧的判决，你们把我的辩护意见否定了，但在具体量刑时又都考虑了。”

　　王成明案也有相似“智慧判决”。

　　王成明案说来简单：王与朋友为拿下一块市值两亿的土地，让属下公司出启动资金，事成之后，王再要求下属公司撤出，尽管下属公司本息全收回了，但经评估，这块地已升值至5亿，扣除两亿成本，王成明没投一分钱，净得三亿。结果，一审法院判决认定是贪污，但判处死缓。翟健分析：“土地涨了算贪污，如果跌了造成损失，那算什么？这在法律上说不通。”翟健认为王成明犯的是“挪用”，在中国法律中“挪用”没有死罪，“最多十年”。最终，法院虽按“贪污”定罪，却没有按“贪污3亿”来量刑，综合考虑了律师以及专家的意见。

　　许多细节至今不为人知

　　荆楚网消息 (楚天金报) 即便是到了今天，上海社保案审判仍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更毋说庭审时刻。

　　社保案审判分在吉林、安徽、上海三地进行。长春中院规定每个案子只允许两名亲属旁听，单位人员无一获准入内，在安徽芜湖中院开庭的郁知非案更是有戏剧性，起初高调“公开审理”，在经历了一场延期风波后，最终还是以“隐秘方式”悄然开庭，除开庭一天前获得通知的家属及几位当地司法系统人士，再无他人获准旁听。“起码在审理这些案件的当天，不会审理其他案件，从上到下，只搞这一个案子。律师要凭律师证，每个人还要发个胸卡，验明身份才能进场。”翟健参加了长春中院几次庭审，对法院的“慎重处理”印象深刻。

　　对于场外因素的干扰，一直是媒体关注的焦点。翟健担任全国律师协会刑事委员会副主任，陶武平则是上海律师协会常务理事，在外人眼里，他们必然有着丰富的司法资源，但他们都明确表示，除了辩护，施加任何影响都“不可能”。“对不起，我们有纪律。”这句话，陶武平最多的时候一天要向记者重复十几遍。事隔一年，陶仍称“不方便向记者提供判决书”，因为判决书上有每一笔涉案明细，组织上对很多“行贿人”都采取了“宽大处理”，很多人至今仍在位。

　　案发后，上海百名处级以上干部被询问。那段时间，翟健在各种场合都能碰到官场的朋友“咨询法律问题”，但翟健对社保案具体案情只字不提。

　　辩护律师也经历过事前谈话，“主要是强调依法辩护，组织上不干涉，也希望我们不要趁机炒作自己。”陶武平对“个别谈话”的领会是，“绝对没人给我们念紧箍咒，组织上要求我们相互之间不要搞串联，不要帮作伪证，不要做违反职业道德的事。”(据《南方周末》报道)

　　控辩双方上演“王牌对王牌”

　　贪官妻子对律师表现满意

　　荆楚网消息 (楚天金报) 为贪官辩护中，公诉人无疑是辩护律师最直接的“对手”。

　　安徽省宣城市检察院的副检察长鲁建武，用“如履薄冰”来形容办理陈超贤案件的心理压力。他在自述中写道：鉴于此案的特殊性，每一个环节我们都会慎重地按规定逐层请示。前前后后光是公诉专报我们就呈递了20多份，到省院公诉部门汇报不下10趟。2008年初，冒着大雪到北京汇报工作的场景令他记忆深刻：从北京回来时遭连日大雪，从合肥到宣城走了13个小时。

　　鲁建武和他的助手，放弃了全部节假日的休息，将8本卷宗看了一遍又一遍。陶武平后来与之对垒时，感慨“大案毕竟是大案，王牌对王牌，碰到了对手”，亦称赞鲁“庭审水准很高，控制、驾驭庭审现场的能力很强”。

　　社保案的重要性，迫使司法审判各方都不能等闲视之，在上海市中院给殷国元的一审判决书的末尾，还附上了4页“相关的法律条文”，判决中所涉及到的法条、量刑原则都被一一列举，“以前很少见，法院的考虑很周到”。

　　这种周到的准备和安排，也令辩护律师们所称道。“之前就听说法院对整个审判工作都做了充分安排，还准备了很多应急方案，在吴明烈的案子里终于被我碰上了。”陶武平有些遗憾地说，“没能让更多的人看到我对吴明烈所做的辩护，酣畅淋漓，很激烈。”

　　尽管陶武平的辩护意见最终未被采纳，但本案唯一一名旁听人员吴明烈的妻子对此却并无遗憾。“他的妻子一点都不怪我，她对我的表现很满意。”陶武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