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建议取消弱势群体诉讼费

　　周湘麟等11名代表建议取消弱势群体的法院诉讼费，将有利于司法程序更加公正。资料图片／记者马静

　　省高院昨日在工作报告中指出，2006年依法缓交、减免诉讼费用4262万元，部分

　　本报记者徐海瑞 长沙报道

　　诉讼收费制度需要修正

　　“诉讼费的初衷是弥补司法财政经费、限制恶意乱诉等，但现实情况是，大量案件因原告无力预交诉讼费而不能审判。”在《关注民生取消弱势群体法院诉讼费的议案》中，周湘麟指出，诉讼费的存在，让很多正常的司法程序无法启动，进而无法保障部分群众的利益。

　　周湘麟称，诉讼费的存在也为少数法院违规收费提供了依据和口实。“有些地方自定收费办法，或在诉讼费收取过程中，不列费用清单，无统一收费票据，模糊高额收费等，这些现象都是诉讼收费制度的负面影响。”周湘麟进一步指出，在这些利益的驱动下，不少司法违规现象随之出现。

　　律师因利益驱动消极援助

　　“很多法院把法官收入与诉讼费挂钩，以诉讼费多少作为考核法官工作绩效的首要指标，这就可能会直接导致法官为了多收费而不惜篡改诉讼公文，将一案了却的案件拆分成多个案件多个程序办理，搞多重收费，甚至直接上门揽案，挑战了司法的公证性和严肃性。”

　　谈到诉讼费制度对司法程序的影响，周湘麟认为，诉讼费制度直接增加了司法腐败的可能性。另外，为了弥补负面影响，我国法律规定了针对弱势群体的“司法救助”、“法律援助”等，但实际效果不理想。“该救济的不救济，不该救济的得到救济，律师因利益驱动而消极援助。”这些现象的存在，影响了案件的司法质量和效果。

　　从体制上确保司法正义

　　周湘麟认为，取消法院诉讼收费，能够避免司法环节中的一条利益链条。“这可以从体制上切断原告和法院、法官之间的金钱关系，让司法程序更加公正。”

　　按照周湘麟的说法，诉讼费制度的改变将直接增加司法财政的负担。对此，他分析称，以长沙为例，市本级一年的诉讼费为7000多万，长、望、浏、宁四县（市）为1200多万，其中望城一年的诉讼费仅为360多万。这些数据在各级政府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例相对较小，不会因收费制度的改变而增加财政负担。在此基础上，建议有关部门先取消农村的诉讼费收取，再逐步取消城镇的诉讼费收取。

　　“如果不能一步取消诉讼收费，也可分步取消。”周湘麟提出，可先将“必胜案件”的“原告预交”取消，改为“判前不交，判后由败诉方支付”；或者首先取消对弱势群体起诉的收费制度，对农村村民、城市低保户、老弱病残等群体实行免费诉讼。与此同时，周湘麟还提出，完善针对弱势群体的“司法救济”制度，逐步扩大救助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