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闹”的真问题与假问题

　　世相

　　一名阑尾炎患者在珠海某医院进行了手术，手术本身是成功的，但手术引起器官病变，诱发患者原有的脑血栓从而导致病人死亡。接下来逐步向媒体所宣传的“医闹”状态演化，一些所谓的“朋友”加入进来，将灵堂搬到医院，以此向医院施加压力，以求得利于自身的经济赔偿(《珠江晚报》1月26日报道)。同一报道还显示，珠海有政协委员提出对“医闹”定性，进而专门对此制订新的治安法规；也有部分医疗管理部门的人士认为要简化医疗事故鉴定、完善索赔制度等。

　　不仅在珠海，不久前在深圳某民营

医院发生的医护人员戴着头盔上班、院长持警棍在门口警戒的新闻曾激起持久的议论。更多的事例表明，被更多意指贬义的“医闹”的现象在国内普遍发生，已经成为

医疗体制改革之下最具知名度的子问题。但围绕“医闹”而展开的评论或指责法律不健全、或指责医患关系恶化、或指责人心不古……笔者认为诸多的议论并没有澄清问题的主要特征，还需要更多客观和理性的分析。

　　“医闹”是什么？这是一个由媒体新发明的词汇，谴责的意味非常明显，似乎它先天地具有扰乱既有医疗秩序的负面功能。但笔者理解，“医闹”这一被匆忙定性的社会现象具有更复杂的意蕴在内。职业“医闹”与患者家属之间，其实是一种类似于律师那样的代理关系，是一个中性的词汇；在患者与医院之间的纠纷中，必须承认个人的讨价还价能力很弱，“医闹”则是在患者权益被过分抑制的情况下所出现的；进而，笔者认为，“医闹”应该被区分为“善的医闹”和“恶的医闹”－－前者以正当权益的伸张为主，伴以医疗赔偿为辅，后者则主要是以求得经济牟利为主。

　　“医闹”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医闹”正在成为医院的主要问题吗？这个状况或许要根据医院本身的层次划分显出差别来，也就是说，并不存在所有的医院都对患者病痛漠然置之，或者对医疗事故故意推卸责任的情况。患者与医院的纠纷关系不应该被放大，只要存在着服务关系，就一定会有不满的出现。直接造成“医闹”这一问题的根源有很多，比如医疗水平的局限、治疗中不可控因素的制约，现有医疗赔偿效率底下，或者不排除某些医院和某些病患所具有的人性恶的一面，等等。因此，单纯地谴责“医闹”是毫无意义的。

　　解决“医闹”可资引用的工具有哪些？笔者认为在现有的框架内，只要从完善职能和提高医疗机构的内部赔偿效率入手就可以减少“医闹”。其一，“医闹”问题最终是可以根除的，但在短时间内不会消失。患者到医院闹事是医疗行业的日常问题，无需将之“妖魔化”；其二，减少“医闹”并不需要新的政策加以援助。珠海部分政协委员支持立法出台《珠海市医疗机构治安管理条例》的建议，可以看做是一个善良的愿望，但事实上，医疗纠纷乃至冲击医院等恶性的“医闹”在既有的治安管理政策及突发事件干预框架内，并不存在将强力机关——比如警察甚至是武警－－恰当引进的政策障碍。

　　说到底，一次性出台政策解决“医闹”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这一问题牵涉的根源众多，很难有一劳永逸的公共政策。笔者以为，不必将“医闹”扩大化为社会问题，仍要将其当作医疗管理中的技术问题加以对待，提高医疗鉴定的效率和信用度，完善以人道主义精神为核心的医疗救助和补偿机制，对“医闹”不必谈虎色变，也不必讳言讳语。从积极的方面考虑，“医闹”或许有助于成全医疗行业在提高医疗技术之外，完善患者危机救助和干预的一次机遇。如此，幸甚大焉！

　　□上官本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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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