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馥铭
10月15日，《红网》缓引《民主与法制时报》报道：安徽历年来倒下的县委书记中，滁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曾担任国家级贫困县──定远县县委书记的陈兆丰刷新了多项纪录：判决书最长——达114页；受贿人数和次数最多，金额最大，即便是在被纪委调查期间，他还在收钱；卖出官帽最多——共计卖出110顶官帽；官帽价值平均每顶一万多元。
仅仅是上面这些数据，想必许多人并不感到大惊小怪，判决书114页与100页，受贿100次与150次，卖出官帽110顶与100顶有多少区别？只能说明这个贪官太贪婪，结果只是刑期的差别。问题是报道还有一句至关重要的话可能被一些人忽视了，即：定远县共有37个乡镇，无一不向陈兆丰行贿。这句话太令人琢磨了！
报道说：在陈兆丰所收207人334次283.76万余元贿赂中，除去9人37次是为承揽工程外，其余均为升迁、提拔或安排工作而送其钱财。送礼大军中，有书记、镇长（乡长）结伴来的，有父子、兄弟、夫妻一起登门的，有妻子为了丈夫前程的……粗略统计，买官者中，夫妻双双送礼的就有30多对。也就是说，37个乡镇向陈兆丰行贿的人几乎统一色的都是为了买官帽。行贿者涉及的人员覆？撬邢缯颍挥幸桓鱿缯蛱油眩馐遣皇撬嗜颂拍兀空庥窒蛉嗣谴萘耸裁葱畔⒛兀？BR>一是定远县绝对是腐败的重灾区。在此之前也有媒体报道过某某地方是腐败的重灾区，但还没有听说某某地方与定远县一样所有乡镇都参与行贿的！笔者在此简要复原这个腐败重灾区的形成：在当时的定远县，一些人想升迁、提拔就得向县委书记陈兆丰行贿，当前者行贿后偿到甜头──或步步升高，或提拔到自己向往的单位，后来者自然也跃跃欲试，争相效尤。陈兆丰把行贿作为提拔对象的主要依据，无形中对那些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业绩卓著的人形成一种打击、一种压力，长此以往，其中的一些人也会步行贿者的后尘，于是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行贿受贿网络体系。
二是陈兆丰任县委书记期间，将个人意志完全凌驾于组织之上，县委没有了民主。《中国共产党章程》指出：党的各级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凡属重大问题都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由党的委员会集体讨论，作出决定。部委办局、乡镇负责人的人事任免属重大问题，应该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而在定远县，民主完全被陈兆丰的专制所剥夺。37个乡镇都有人向陈兆丰一人行贿，？皇窍虮鹑诵谢呔褪敲髦ぁ？BR>三是严重违反了组织人事纪律。《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明确指出，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必须坚持任人唯贤、德才兼备原则，群众公认、注重实绩原则，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等。而陈兆丰把人事制度踢到一边，只要谁向他送钱就提拔谁。即使行贿有劣迹行为的，送了钱不仅消灾，还可获利。在陈兆丰当政的定远县，他的话就是组织原则。
四是监督荡然无存。这一点一目了然。37个乡镇都有人向陈兆丰行贿，陈兆丰都平安无事。如果监督是严密的，或者是在陈兆丰刚开始受贿时就有人向其发出“莫伸手，伸手必被捉”那铿锵有力的声音，想必陈兆丰也不至于沦落到今天可悲的下肠。陈兆丰之所以为所欲为，卖官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就是因为监督完全失控。
分析陈兆丰疯狂卖官事件发生的根源，最终归结到关键的两点：主观上是陈兆丰的贪字在作怪，把公权作为攫取私欲的工具，无视党的纪律，独断专行。客观上是监督机制无法启动。请注意，笔者说是“监督机制无法启动”，而不是说没有监督机制。这恰恰也是目前一些地方腐败无法彻底禁绝的重要症结所在，也是当前反腐败工作需亟待解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