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每到春节，我们总是能看到似乎非常矛盾的场景：一方面，无数的人拥挤着，进行地球表面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目的不外乎是“回家过年”；另一方面，大家又总在感叹：“年味”越来越淡了，过年“没意思”。
在传统年代里，春节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对我们这个农耕民族来说，春节是一年复始的标志；春节中的许多仪式，如祭神祭祖，是为了重新确证人神关系，以求获得神灵的
庇佑；晚辈给长辈拜年，长辈给晚辈发压岁钱，是对长幼关系的重新确证，等等。而在物质匮乏的年代里，丰盛的年夜饭、孩子的新衣等，是对平日艰苦生活的补偿，所有这一切，都让人们对春节充满了憧憬和期待。
现在，整个社会逐步世俗化、功利化、理性化了，春节也渐渐被“脱魅”，变成了简单的吃吃喝喝、打打麻将、扑克牌以及在春节联欢晚会的荧屏前打瞌睡等等。这样的背景下，春节“没意思”是必然的，甚至逐渐消失也不是不可能的。
但事情的发展总是相反相成的。当春节的意义被降低到了极致的时候，其新的意义也出现了：现代社会在赋予个人极大自由的同时，也让个人陷入了空前的孤独中。但人在本质上是社会动物、伦理动物而不是“无毛两足动物”，他必须回答“我是谁”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又只能在一个人和他所属的社会、家庭的关系中才能找到。春节恰好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完整地重新确证我们的社会关系、伦理关系的机会。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春节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千辛万苦也要回家了：就是因为他（她）必须借此机会来重新确证自己作为儿子、女儿、丈夫、妻子等的伦理关系。而他（她）作为官员、军人、职员、打工者等的身份，则在平时就已经被反复确证过了。通过了这样的确证，一个人才能是完整的，才能从一个自然人上升为一个具有文化意义的人。
更为重要的是，在全球化时代，作为中华民族一分子的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通过一种仪式来确认自己的主体性：如果我们不能确证并坚守自己的主体性，就只能以“假×国人”的身份出现，就只能做地球村的二等公民。而确证我们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春节的仪式性作用是任何其他节日都无法替代的——春节之于中国人，恰如圣诞节之于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欧美人。
郭松民(来源：厦门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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