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小学生出书热泼冷水

　　南方时评

　　潮白

　　《深圳商报》昨日报道，深圳小学校园里涌现出“出书热”，许多孩子出版了诗集、文集、科研报告等各种专著。对此，社会各界人士赞弹不一。笔者的态度则很明确，这种

　　小学生出书，早不是什么稀奇事。韩寒在出版《三重门》时是17岁；后来就越来越低了，金今出版《再造地狱之门》时16岁，蒋方舟推出《正在发育》时12岁；再后来，窦蔻鼓捣出——实在不想用“写”这个字——长篇《窦蔻流浪记》时，竟然是不可思议的6岁！想起来真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咱在6岁的时候，大字才识得几个？今年年初，重庆还有41名9—10岁的小学生因为“斗嘴”而集体“斗”出一部43万字的武侠小说。现在，深圳又冒出了一个团队的“文学幼年”，居然增添了调研报告这个新品种。这些听起来颇似天方夜谭的事情，在我们的国度上自然而然地发生着。我承认人是有天才的，然而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呼啦啦一家伙涌出这么多低龄的文学“从业者”，除了目不暇接、目瞪口呆之外，不能没有一点思索。

　　我想小声地问一句:现在创作一部文学作品或者进行一项调研，真的到了轻巧得很的地步吗？既不需要实践积累，也不需要生活感悟？那么小的年纪能出集子，如果没有成人的介入，尽管现在的出版门槛低得已到了给付银两就可抬腿迈进的程度，那些孩子的智力恐怕仍然得有相当水准。但是我想，倘若他们不是智力超常，别的地方的孩子恐怕也不难办到，之所以办不到，参照《深圳商报》的报道，可能是他的家庭没有钱，也可能是他的学校没有组织。总之，孩子们能够“轻易地出书”，却未必“是一种进步”；如果这出版了的书只是给自家留个纪念，孤芳自赏，谈不上丝毫的社会价值，恕我直言，这种出书现象也许恰恰是成人中盛行的浮躁风气，不可避免地在小学校园中留下的一个投影。由此则生出一种担心，担心孩子们长大之后，仍然以为花了钱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情，担心哪个学校的孩子出了多少本书，演变成学校间相互攀比的“政绩工程”。

　　小学生出书可以热，还可以热度再高，甚至可以就此形成少年出书从个体走向“集团”的趋势，但社会需要以冷静的态度审视之，以认真的而不是制造噱头的态度审视之。小学生不是一定不能出书，谁都可以出书，但不应该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什么东西一旦可以“买”来，味儿就变了。其实，那些诗歌或调研报告，即使不轰轰烈烈地出版，如果他们能够从中体会到思维的乐趣，不也足够了吗？

　　对文学或学者少年们的作品，我都没有拜读，也没有拜读的欲望。但我建议研究儿童问题的专家们一定去读一读，从字里行间中发现点什么，把握一下他们的心理。由专家们降温，比我们更有科学依据一些。当然，前提得是没有猫腻什么的，否则，专家介入的结果很可能和我们的愿望恰恰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