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检察日报》等媒体报道了浙江瑞安一些外来妇女，凭借怀孕的特殊情况大肆盗窃，当地警方却囿于法律规定对其无可奈何的新闻。笔者随便上网检索了一下，类似的新闻还真不少，那么，孕妇盗窃，真的是“豆腐掉到灰堆里，吹不得，打不得”吗？１１月９日的《检察日报》发表了题为“挺着肚子去作案，法律无奈孕妇何？”的署名评论，文章最后提出解决问题的答案：与其抱怨法律的无可奈何，不如检讨办案思路的惯性与惰性。笔者深以为然，对于孕妇盗窃，法律不会无可奈何，也决不会放任不管。这里笔者提三点建议。
首先，分析女性违法犯罪的特点和规律，深挖原因，预防为主。女性违法犯罪往往具有不同于男性的特点：组织策划的少，协助参与的居多；暴力型违法犯罪少，侵财型违法犯罪的多；侵财型违法犯罪往往是因为迫于生计或受胁迫，因此“小打小闹”多，相比于男性“胃口”较小。从媒体报道情况看，孕妇盗窃也基本具备这些特点，她们均来自西部贫困地区，居住在城市边缘的出租房里，生存条件恶劣。警方应重点查证策划和组织这些妇女进行盗窃的首要分子（往往是她们的同乡或亲友，且多为男性），并依法予以严惩。同时，转变办案思路，变侧重惩治为侧重预防，加强教育，告诉这些怀孕妇女，母亲盗窃对孩子将来的不良影响，充分利用妇女热爱孩子的天性引导她们远离违法犯罪。
其次，正确领会法律规定精神，提高执法能力。出于对怀孕妇女的特殊关怀，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第二款规定，“对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患有严重疾病，或者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可以采用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的办法。”这只是说，对怀孕妇女不能采取逮捕（包括拘留）的强制措施，但并不意味对她们不能采取任何强制措施，符合条件并有条件实施的，完全可以采用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此外，也是更为重要的，困扰办案人员的所谓法律难题，在笔者看来恰恰暴露了办案人员过于重视口供的办案定式。本案中，这些孕妇盗窃的对象往往是商场的生活用品，单次盗窃往往数额不大，不一定达到盗窃罪立案标准，要获得足够的定罪证据，需要警方深挖以往的盗窃，如果其他侦查取证进展不顺利，就只能依赖口供作为突破口，而要获取口供，将人控制起来审讯自然最为方便。其实即便如警方所愿获取了口供，从预防犯罪角度讲，社会效果也不见得好，毕竟其针对的是已然的犯罪。警方完全可以充分运用商场监控设备等，通过联网等技术手段，提高社会控制和执法取证能力，第一次发现孕妇盗窃即应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这些妇女坠入犯罪深渊。同时，对其中屡教不改的，完全可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的规定：“对于一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三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以盗窃罪定罪处罚。”
最后，完善法律规定，补牢法网。目前，困扰办案机关的另一个难题是，涉嫌盗窃的怀孕妇女多为外来人员，对她们取保候审既无保人，又无财产；监视居住则无固定的居住场所。对此，应通过修改完善法律弥补这一不足，如可在司法解释中规定对某些特定情形，监视居住不限于“固定的居住场所”，对没有固定的居住场所的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可以在城市的救助站监视居住，并完善相应的审批、监督程序，以及医疗保证措施。
（作者单位：北京市行政学院法学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