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款吃喝是个老话题，可说了好多年“嘴巴上的腐败”就是屡禁难改，甚至愈演愈烈——有报道说，已从上世纪90年代的1000亿元吃到现在的2000亿了；公款吃喝又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正如武汉市委书记苗圩所痛斥，它“吃掉的是党的优良作风，吃掉的是党心民心，吃掉的是党的执政基础。”苗圩是在日前该市召开的“规范公款接待用餐工作会议”上说这番话的，同时，武汉市出台的《关于规范公款接待用餐的有关规定》宣布了6条“公款吃喝禁令”。苗的话不可谓不振聋发聩，武汉的“禁令”估计也能见一时之效，但这效力能持续多久
却难言乐观。
其实，多年来，各级党政、纪委、监察等部门为加强公务招待管理，制止公款吃喝等违纪行为，文件没少发，也没少采取措施，甚至曝光、查处的典型案例也不少，但往往是治标不治本，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比起公款消费（不止于吃喝）的形态层出不穷及其应对禁令的“创新”有方来，被动跟随的禁令总给人一种“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且疲于奔命的感觉。
公款吃喝的要害不在于吃喝，而在于公款。但众所周知，一个人若贪污公款，一旦落实，那么我们自可以动用刑法，可在公款吃喝、挥霍浪费这种“蚂蚁搬家”式的行为面前法律却显得苍白。虽然公款吃喝于法无据，但我们也很难否认，公款消费大多形态上包装有“公事公办”的外衣，即便问题很严重，但论及起来却亦难上升到法律禁止的层面——只要不往兜里拿，吃点喝点算个啥？所以，尽管禁令一道道，但真处置起来给人的感觉也是不疼不痒。
公款吃喝的实质是制度问题。权力滥用、制约不力是因，而资金浪费、社会影响恶劣是果。无论是公款接待还是公车消费以及公费旅游甚或追星，钱花的大方而自如，都在于这些职务消费缺乏监督和约束。因此，盯着公款吃喝的后果并穷追猛打自然必要，但追本溯源则更加重要——在公共资金的管理、分配、使用等问题上，行政权力的自由度是否太大，而相应的监督、制约力量是否过于薄弱？就公款吃喝而言，公款接待并非完全没必要，但接待费的“度”“量”究竟在哪里，花多少才算得当，应该如何掌控，显然不是政府自己就可以做主的事情，立法机关在财政预算源头上的控制无疑才是根本。但恰在这些方面，存在的问题颇多。比如预算粗糙笼统，约束性小而随意性大等等。因此，要让各级各地官员们“小气”起来的关键是让预算约束硬起来，不仅预算项目必须细化，而且对任何违反预算的行为都必须予以严厉的法律追究。而要做到这些，仅靠行政部门的自律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求代议机构严格行使审查预算、批准预算、监督预算执行情况的权力，并确保审计等独立职权充分有效地展开。
说到底，要真正解决公款吃喝及其他公款滥用的问题，关键还是要规范权力，即从公共资金使用、监督等制度源头上遏制行政权力寻求自我利益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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