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瘾君子的心灵忏悔

　　【国际禁毒日专稿】

　　6月的骄阳炙热如火，就在午后令人头晕目眩的阳光里，记者迈进了位于省会西郊的省戒毒劳教所。也许经历过这种采访太多的缘故，刘凯被管教干部带进来时，记者已经有些司空见惯。

　　这位剪着小平头、穿着蓝白条劳教制服的青年坐到记者面前方凳子上，记者并没有特别的感觉。一段沉闷过后，刘凯终于开了口说：“如果您不见怪，我想管您叫大姐，我知道您是干什么的。一人早晚要面对自己犯下的罪恶，我愿意告诉您我的一切！”从他的口中，记者听到了———

　　1“在我们那个圈子里，对吸海洛因不但见怪不惊，

　　甚至被认为是身份的象征，虚荣让我染上毒瘾。”

　　我的祖籍在四川，父母都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支边知青，高中毕业后我参了军，退伍回城后找到一份挺不错的工作。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国的集邮领域炙手可热，我因从小爱好也有一些收藏，开始投身邮市。1995年，我放弃了工作来到北京，成为一个倒邮票从中获取利润的邮市专业投机人。当时，我们许多朋友在月坛一带合伙买卖邮品，凭着自己的勤奋和当时难得的商机，我的生活很快发生了变化。

　　这时我认识了我的妻子，她当时在新疆阿勒泰一个剧团任化妆师，她的父母也是天津援疆知青。我们在一个朋友家相识，因当时她到北京办事没有买到返程的火车票，而我又认识车站的一个朋友，便帮她买票并送上了火车。从那以后，我们的关系越来越亲密，1996年初她辞了职来京找我，我们在北京结婚并建立起家庭。

　　幸福的婚姻、突如其来的财富，使我有些飘飘然，我认为我是个幸运的成功者。但1996年春天的一次朋友聚会，却彻底改变了这一切。

　　那时，我们一批做邮品投机的朋友经常晚上聚会，有时摸摸行情、商量商量投资方向，有时纯属消遣，唱唱歌、打打麻将。我不怎么会玩，别人玩牌时就坐在一边看电视。一天晚上，一个“朋友”没有避我，竟坐在我旁边拿出了注射器。

　　我知道那里面装的是海洛因。我圈子里的一些朋友，吸毒都用海洛因。当时所谓“成功人士”中使用的都是海洛因，用杜冷丁就有点像无业游民，鸦片大多属于边远山区农民那个层次，而摇头丸之类的东西只能在歌舞厅的小青年中交流。因为哪个种类的毒品，作用都不太一样，通常吸毒人不会混合使用。

　　那个“朋友”见我在看他，就像让香烟那样客气地让我。我慌忙摆手谢绝。因为我从报纸、电视上都看到过毒品的危害。可能是我的动作刺激了他，他冷冷地说：“装什么清高，别看你在邮市上像条龙，其实你连人间最美妙的感觉都没尝过！”他的话引起了大家一阵哄笑，却使我感到自己还是个“雏”。为了不甘示弱，也为了虚荣和自尊，这天，我第一次尝试了毒品。

　　其实，第一次吸毒，并没有“朋友”所说的那种“美妙感觉”，相反，那天晚上，我头晕目眩、呕吐不止。是朋友们把我抬上了床，我昏睡过去。不幸的是，那一夜我睡得特别沉———因为平时做生意精神紧张，我经常失眠，那天睡得格外好。第二天醒来精神格外好，恰巧那天的生意也格外地顺，看到自己身体已经恢复正常，我想，什么毒品，也不过如此！

　　从那以后，在我们大家聚会的时候，偶尔为了显“派”，我也会吸一支，但更多的时候我不吸，身体也没有什么变化。于是，我对毒品彻底放松了警惕。

　　转眼到了1996年夏的一天。那天天下着小雨，我早晨从家里出来往邮市赶，一路上觉得浑身无力、双腿特别沉。好容易挪到了市场，一进大门，就被焦急等待的朋友们包围了。有人问你怎么这么晚才来？还有人说是不是感冒了，脸色挺不好。当时那个“朋友”也在大家中间，他一把拉住了我的手，当时我两手冰凉、浑身冷汗。他一下子就明白了，忙把我领到他的车上。一支毒品下去，不适的症状全消。

　　我这才意识到：我上瘾了！2

　　“我像鬼催似的在高速公路拦车，为的是赶回北京找毒

　　品，我的妻子为我送了命。那天该死的，其实是我呀！”

　　我的妻子是在1996年冬季发现我吸毒的。那天早晨我本来已经在卫生间将毒品抽到针管里，但妻子的召唤使我没来得及用就匆忙地与她离开家门。与妻分手后到达市场不久，我就浑身不舒服。不到中午我回到家里，连厕所的门也没来得及关，就把针头扎进了胳膊。我万没有想到，妻子就在这时突然回来。她看到我的样子吓呆了，惊恐、心疼、失望，她发疯地打翻了我的毒品，哭着说，你在干什么？你不要命了！那一天，妻子哭了整整一夜……

　　等到平静下来，妻子决定陪我去戒毒。我们瞒着家人到北京西郊的一家医院，开始自费戒毒。可能是我染毒不算太深，也可能是妻子无微不至的照顾，第一次的戒断经历并不算太痛苦。20天后，我们回到了久别的家，我自信地以为，噩梦已经过去，并且戒毒也没有人们说的那么难。

　　从那以后，由于妻子的严密监督和我的自制，好长时间我没有接触毒品。1997年春天，我惊喜地发现，妻子怀孕了。但因为孕期反应，妻子已经无暇照顾我，再加上1997年邮市开始低迷，生意上的压力，使我老有一种想找朋友去散散心的想法。

　　像是冥冥中注定，和朋友们的聚会，我又遇上了那位“朋友”。想起经历过的一切一切，我的思想也展开过激烈的斗争。但最后，还是“吸一口不会影响什么”的思想占了上风，再加上第一次戒毒我没有经历太多的痛苦，于是，我违背了对妻子许下的诺言，开始复吸了。

　　随后，妻子回天津生育、奶孩子，我成了快乐的单身汉。在此期间，我的毒瘾越来越厉害，由隔天一次发展到每天一次甚至两次；用量由每次0.3至0.4克发展到1克。这时我知道我完了，我是彻底摆脱不掉毒品了！

　　1998年春节到了，我陪妻子回天津过年。吸毒的人都知道，瘾君子不能喝酒。但亲戚们谁也不会想到我吸毒，因此大家都与我喝得十分尽兴。酒后，我只能依靠毒品强压身体的不适。随身携带的毒品很快就用完了，但在天津人生地不熟，没办法搞到毒品，那些天我日夜寻思的就是怎么找个借口回北京！

　　那天是正月初五，天上飘洒着纷纷扬扬的雪花。按照风俗，初五是个不出门的日子，但毒瘾难耐的我借口北京有一单大生意要做，已是傍晚竟提出要带妻子上路。妻子隐隐约约感到我不对劲，但对家人又不好明说，只得打点行装陪我返京。上高速没走多远，我们所乘的汽车坏在了路边，我急不可待地上路拦车。过年时进京方向的车本来就少，好容易过来辆汽车还不肯停，我们一直从傍晚六时许拦到了晚七时半还没有搭上车。

　　就像鬼催的，我固执地站在高速公路的正中间，一心想着怎么才能尽快回到北京弄到毒品，全然忘记了妻子的存在。可我的妻子怕我站在路上冻坏，取出大衣想给我送到身边。远远地，我看到了远处汽车的灯光，便不顾一切地伸展手臂挡在汽车行进的路上，心想“除非你撞上我，说啥也要把你拦住！”

　　就在车灯光晃眼的一刹那，我听到重重的撞击声和刹车声。待看清了周围的一切，我才发现，妻子已经被抛到20米开外，鲜血染红了路上的白雪，奄奄一息的她将我的大衣死死地抱在怀里。

　　天呵，看我造的是什么孽呵！我煽自己耳光、揪自己的头发，恨不得自己给自己一刀。但尽管如此，当天夜里亲友们协助我将妻子送到医院抢救之后，我还是以回家取钱为借口，连夜返回了北京购买并吸食了毒品。第二天，我带着钱返回天津。4天后，妻永远地离开了我，离开了我们还在襁褓中的孩子，离开了她年近六旬的老母亲。

　　我怎么这么无情、这么自私？为了赶回北京寻毒，竟使妻子为我送了命！是我杀害了我的妻子，那天该死的，其实是我呀！

　　3

　　“眼睁睁地看着我的亲人

　　朋友一个个离去，父亲

　　在为我付出昂贵的戒毒

　　费后说，‘这是我最后一次

　　帮你，如果你还吸，我就

　　再没有你这个儿子了！’”

　　应该获得幸福生活的妻子带着满腔的遗憾走了。我失去了继续活下去的勇气，在妻子的丧礼期间，当着亲属的面我吸起毒来。亲戚们考虑我是痛不欲生故意放纵自己，都没有阻止我，只想待我的心情平静后再帮我解脱。那些日子，我的毒瘾大增，经常吸得不省人事。

　　孩子被我母亲接回新疆抚养，回京后我很长时间不敢回到自己家中，因为那里到处都是妻子的影子。生意上的事我也没有兴趣了，一天到晚就是到处寻找毒品来麻醉自己。

　　当时的海洛因，400元左右1克，生意好时，我每天能有几千元甚至上万元的进项，感觉不到购买毒品是经济负担。但是坐吃山空以后，才觉着这是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眼看着毒品价格不断上升而存款急剧减少，毒瘾过去后我也感到这样下去不行，便多次尝试戒毒。

　　但是，我很懦弱，面对家庭的变故和生意上的压力，再加上没有妻子的监督，几次戒毒后总会再去寻找毒品，这样，吸毒量又大幅度反弹。不到3年，我几乎折腾光了所有财产，并开始向人借贷购买毒品。

　　生意上的伙伴不再与我往来，朋友被我借烦了，扔给我2000元钱和一句话：“我知道你要这钱干什么用，以后这样的事不要再来找我，你好自为之吧！”我知道，此时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尊严和信誉，已消失殆尽。

　　最让我感到心惊的是小妹之死。小妹是我一个哥们儿的女友，因为吸毒我哥们儿与她分手了，当时小妹已经怀孕6个来月。分开后小妹就在过去这帮朋友中蹭顿饭吃、蹭口烟抽，后来我自顾不暇，便没有再招待过小妹。

　　一天晚上，我好不容易弄了几百元钱想找个熟人买包毒品，正路过小妹的租住房，听见有婴儿的哭声。敲了半天小妹才开门，浑身是血，因为没钱正自己在家生孩子。当时孩子刚刚落地不久，是她自己接的生。小妹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刘哥，你有‘粉’吗？我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

　　我当时也正毒瘾发作，又没有多余的钱，几次抽身出来，又被孩子的哭声和小妹的惨状唤回。最后我把身上的那点钱留给了小妹母子。当天晚上，我被毒瘾折磨得死去活来。不久，小妹果然死了，小妹的孩子，被我那哥们儿的弟弟送给了别人，据说还要了点钱。

　　2001年3月，我在购买毒品的过程中，被北京市公安局缉毒人员抓获，强制戒毒3个月。这期间，第一次给我毒品的那个“朋友”，因携带毒品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当我走出戒毒所的时候，已经身无分文，只得与定居四川的父亲联系。多年前，父亲已经与母亲离异，这次他来北京为我送来了多方筹措的戒毒费用。父亲说，“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如果你还吸，我就再没有你这个儿子了！”

　　4

　　“母亲的一封来信，让我意识到我欠的情债今生今世也还不清！

　　如果能恢复正常生活，我会将一张全家照片寄给这里的管教人员。”

　　为了帮我摆脱毒魔的纠缠，哥哥把我带到了河南省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那里的交通十分不便，如果不坐十几个小时的汽车，根本不可能离开。在经历了又一次痛苦的脱瘾后，我们回到了北京。可是此时，我已经彻底成了毒品的俘虏不能自拔。不久，哥哥发现我又复吸了。那天，他悲愤地拿起刀来，狠狠地在我的腿上砍了两刀。哥哥哭着说：“我就你这么一个兄弟，我宁肯让你残废了养你一辈子，也不能看着你这样找死呵！”

　　又是一年的春节到了，我独自躺在冰冷的床上，心灵的痛苦和毒瘾的摧残，已经使我无力挣扎。环顾着家徒四壁的屋子，听着窗外一浪高过一浪的鞭炮声，我恨死了毒品。我恨它夺走了我的一切，我想逃，我要回家。我流淌着鼻涕眼泪、筛糠似的颤抖着身体，从抽屉里搜出仅剩下的几元硬币，跌跌撞撞地来到大街上，给远在新疆几年不见的母亲打电话。当电话那边传来母亲熟悉的声音和儿子稚嫩的呼叫时，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我不顾周围欢天喜地的人们的惊诧，双膝跪地，放声痛哭……

　　2004年6月，我在购买毒品时再次被北京警方抓获。此时，我倒深深出了一口气，带上手铐的一刹那，心里甚至有一种解脱感。我知道，如今，只有政府才能拯救我，把我拉出苦海。在来到河北省戒毒劳教所的这些日子里，我逐渐戒除了毒瘾，戒除了毒瘾后我静静地梳理了自己这8年跌宕起伏的生活。

　　今年春节，管教人员交给我一封母亲的来信。这是一封母亲写给河北省戒毒劳教所的信。看到这封信，我哭了。母亲请求劳教所出具一份我正在接受劳动教养、没有个人收入的证明，以便她和我的儿子能享受社会最低生活保障，并按规定减免我儿子的学习费用！

　　后来我知道，劳教所不但给我母亲开去了证明，还给我母亲回了信。这学期，儿子的学费全免了，祖孙俩还领到了360元低保金。这360元是个什么概念，还不够我当初一包毒品。我曾以商海成功者自居，在短短时间里聚积起上百万的个人财富，但因为吸毒，我不但害死了心爱的妻子，彻底伤了父亲和哥哥的心，还将60多岁的母亲和7岁的儿子，推上了这种绝境！我真不知道，这样的我还算个人吗？！

　　一次听广播，我听到一则寓言故事。故事讲到，在一个雨后的小院里，一只蜘蛛艰难地绕过泥泞向前爬行，当它来到潮湿的墙根后，便奋不顾身地向上攀去。可每达到一定的高度，它就会摔下来，如此反复。一个人看到了这一切，感叹了一声走掉了；另一个人也看到了这一切，他知道蜘蛛如此攀爬根本不可能到达屋顶，于是便在蜘蛛经过的前方放了一根木棍。于是，蜘蛛缘着这个木棍，来到了门框，并沿着门框，顺利到达了屋顶。

　　这个故事让我联想到我就像那只蜘蛛，虽然在吸毒戒毒的路上苦苦挣扎，我为什么就没有想过彻底换一种方式生活？我知道，医生的治疗、管教干警的关心，就像那跟木棍，引导着我在脱离泥泞苦海。如今，我的心情特别平静。

　　也许有许多和我有着相同吸毒史的人，会对我的讲述不屑一顾。可我会说，不要再找那些牵强的理由，也不必为自己寻求什么借口，吸毒是一条不归路，我们已经欠了亲人很多很多。

　　如今，我第一次领悟到“远离毒品、重塑自我”这句话的含义。因此，在管教干部问我解教后有什么打算的时候，我不再说一些虚伪的许诺。我已经想好，出所后，我会离开我原来的环境，回到我母亲和儿子的身边，从头开始我的事业，如果我做到了，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会给管教人员寄来一张我们全家的照片。

　　刘凯的亲身经历讲完了，告别时记者询问他是否同意公开他的这段经历。刘凯说：“随你的便吧，我已经是九死一生的人了，如果我的亲身经历对于那些还沉溺毒海的兄弟姐妹能有所帮助，什么我都愿意承受！”口述/刘凯(化名)整理/本报记者骆继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