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打脾寒”主要流行在江淮之间，在医学上属于疟疾类综合症，临床表现为先高烧后寒冷，患者需在身上压好几床被子才能止住颤抖。《飞廉的村庄》里有这样一段：大月亮的晚上，吃过晚饭，孩子们会出来在村巷里玩，大的一点的孩子会一边跑一边大着嗓门唱：“伢们的，出来玩，莫在家里打脾寒”。歌中固然是有一点诅咒的味道，不过小孩子们在月光地里玩耍，消一消积食，炼一炼筋骨，未必不能防一防那可怕的“打脾寒”。由此可见，脾寒甚于高烧。

　　日前，出台的《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似乎是针对经济“过热”一说而来的。但国家发改委投资司司长杨庆蔚接受采访时指出，通读《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最核心的内容应是第二部分“转变政府管理职能，确立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此外，《决定》提出“放宽社会资本的投资领域，允许社会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它行业和领域”，体现了对社会资本的鼓励。综观《决定》，并未对所谓“过热”口诛笔伐，“冷热交锋”的熟是熟非依然难见分晓。

　　尽管如此，另个问题却泾渭分明。社科院在上月发布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指出，在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五次社会大流动中，工人、农民的经济社会地位明显存在下降趋势。媒体感慨：1997年以后，农民尤其是农业劳动者阶层开始遭遇经济社会地位下降的趋势，这使得他们丧失了改革开放初期的优势，而转变为一个地位较低而且明显处于劣势的社会阶层，一度被称为“工人老大哥”的产业工人境遇也很尴尬……长此以往，很可能造成这样的趋势和结局：公正、合理、开放的现代性社会阶层结构停止发育成长，从现在的“洋葱头形”退化为“蜡烛台形”——最底层越发庞大，自底部往上就一路孱弱始终无法壮大，中间阶层不大，头也不大———的畸形社会形态，一种瘦弱无力的社会骨架，根本无法支撑现代化发展。必须明白，谈经济不能抽象，更不能离开人去搞“纯粹”。从《流动》分析看，农民地位、工人境遇则昭示：由房地产热、汽车热等这热那热带动起来的投资热及原材料价涨紧缺，只能算“头痛发烧”，“打脾寒”才是目前中国经济的真实写照。

　　一如，“伢们的，出来玩，莫在家里打脾寒”。经济之所以打脾寒，缘于在市场经济的客观潮流和环境里，投资依然被“政府管理职能”牵引着“在家里”。从上世纪末开始的小城镇建设，到近几年堪称“扫荡”的中小城市无序拆迁；从利润丰厚的汽车产业政策，到穿越乡村也隔离乡村的高速公路；从圈地占田糟蹋庄稼，到有名无实的形象开发区等等。与其同时，广大农村日益被边缘化了，具体表现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在“吃先人饭”，合作医疗组织、系统处于怠废和瘫痪，义务教育难以兑现落实到位，人口大量外流、生产力严重低下，农民收入、农业收成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远不成比例……至于城市经济则水火两重天。沿海、沿江、特大及其卫星城市，在政策倾斜和外向拉动下经济和社会都得到长足发展，除个别外其它中小城市，特别是庞大的县域城市，大批国有中小企业或歇业或倒闭等待扶持，“待岗”“再就业”等新名词粉饰事实上的失业，GTP仰仗“拆迁”搞所谓旧城改造往上添枝加叶，一系列社会福利保险面临“断炊”考验。

　　在《中国经济正面临方向性抉择》中，阿蒙说：失衡也好、过热也好，这些仅是偏重城市群的现象和后果。从县域城市经济看，表现最突出的：一是资金匮乏，缺乏后劲；二是对资源和环境透支严重；三是模仿城市群模式，重复低水平无序建设。从农村经济看，始终受“三农”困绕，收入、教育、医疗、生态、水利、农资等问题和矛盾重重。高速列车、高速公路虽然节省了中心城市之间的距离，但中国的乡村却在“边缘化”里愈走愈孤单了。如是看，中国经济就象“蜡烛台形”——最底层越发庞大，自底部往上就一路孱弱始终无法壮大，中间阶层不大，头也不大———的畸形……也象人“打脾寒”，先高烧后寒冷，届时“需在身上压好几床被子才能止住颤抖”。因此，探究中国经济“打脾寒”还是“发高烧”，对于解读、落实好《决定》或许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