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日晚,华灯初放。轻轻叩响铜仁市小十字新华路便水门2—24号一扇红漆木门,廖兴国的妻子姚茂萍应声出来。相继迎出的还有廖兴国80岁的老父廖必达,66岁的老母尹彩莲。见黑洞洞的里屋还有动静,我们问:“还有人?”姚茂萍进去,连哄带搡又推出两人:廖兴国双目失明年已42岁的大妹廖冬群,不争气的弟弟丢给廖抚养的8岁侄子廖廷辉。望着眼前的这一大家子,我们傻眼了———全是老弱病残幼!

　　说起已离别年余的儿子,母亲尹彩莲不禁悲从中来:“兴国从小命最苦,但也数他最懂事,最孝顺。”

　　兴国是家中老大,很小就知道为家里分忧。那时,母亲在一家五金社上班,收入微薄。在电影院工作的父亲因为和一个国民党员同名,“文革”中受到冲击。懂事的兴国,从此再不踏电影院的门。“粮食关”饿饭,兴国从不和弟妹们争。读小学时,课余时间他就去打“催米子”————一种可入药的蝉,晒干卖钱后再换成米拿回家帮补生活。上中学时,他一有空就去挑砖卖,有时去搬运石灰,帮石灰厂擦洗地板,一天下来只赚一顿宵夜。有几分钱他都要攒到竹筒子里,攒满5元就把竹筒打破,取出钱来买盐买菜。读完初中,不满15岁的兴国到农村当知青。每次回家,他都要砍一担柴回来。他的工资只有1200元,每月他都要交一半给父母。他心地善良,5角钱一回的人力车,他再累也不坐,说是不忍心,不习惯。父母虽是普通老百姓,却懂得世界上最伟大也最朴素的道理。他升任副检察长后,双亲告诫他:“你的官是自己干上去的,是老百姓信任才给你的,一定要用来为老百姓办实事。你要学那刘罗锅,千万别做那贪官挖国家墙脚。”

　　由于长年的工作劳累,廖兴国的病日渐加重。他怕父母担忧,回家也没有细说,这成了母亲心里永远的痛:“只听说他不舒服,我真后悔当时没有细问。他那么壮,哪个想到会出事呀!”

　　80岁的老父廖必达告诉记者,兴国从小不计较穿补丁衣服,却很在乎学习,成绩一直都很好。后来进了农校,更是一心钻到书里,经常是提一瓶开水,进屋就把自己关起来,一学就是一整天,历史的、科学的啥都学。成家后他这种学习习惯也没改,常常在办公室一学就是大半夜。渐渐地,父亲发现儿子变了,变得懂事理了,说话不一般了,上水平了。

　　“兴国是个尽忠尽孝、不贪不占的好儿子,可却就这么走了,我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啊!”老人涕泪纵横。

　　双目失明有些智障的大妹冬群,不停地翕动着嘴唇念叨着:“哥哥死了,我坐起想,站起想,就想哥哥走了我咋办?我也没奈何,只有成天哭!”她说哥哥对她特别耐心,从不说一句重话,买零食也总想到她。有时,哥哥会盯着她说:你一定要乖,要听话,没有我们,你怎么办呀!

　　8岁的小侄子辉辉仿佛一下子长大了许多。兴国去世时他扑上去摇着哭喊:“大伯,你不要走……”他说他常常梦见大伯,问他将来想做啥,他说:“跟大伯一样,当个检察官。”

　　廖兴国的侄女周琴在一篇作文里写道:“大舅舅经常教育我,看着大舅舅在棺材里睡着了,我拼命地喊:大舅舅,你不要走,我要你来教育我!”

　　两老说:“党把兴国培养成人,我们感到很欣慰:兴国没为党做多少事,现在党这样关心他,我们心里很感激。”

　　作者：明晓可 杨龙　来源：贵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