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观察之秋风专栏

　　近日，北京推出一种由检察官家属填写的家属联系卡，监督检察官八小时外的生活。卡片上设有对检察官交友情况是否满意、其是否经常晚上外出以及节假日是否经常不与家人在一起等内容，并设有家属意见栏、家属签名、单位地址、邮政编码以及联系电话。

　　其实，这似乎算不上创举。很多地方都曾经搞过家属监督干部的“制度创新”。比如，在陕西户县，纪委组织干部家属签订廉洁承诺书，监督干部。有一位干部家属在8小时外对丈夫实行“晚点名”制度，只要丈夫不按时回家就打电话问明他的行踪，看其是不是吃了不该吃的饭，去了不该去的地方，交了不该交的“朋友”。现在，除了工作上一些必要的加班加点，丈夫基本都是按时回家。然而，干部按时回家，何以就能够做到廉洁奉公，这其中的逻辑似乎并不那么显而易见。

　　有人批评说，这样的制度设计，岂不是假设家属比干部的觉悟还高？还有人批评，目前大量腐败本来就是夫妻合谋，让老婆监督丈夫，岂不是与虎谋皮？不过，不管这些制度的效果如何，这样的制度设计本身就存在严重缺陷。

　　对于一项制度设计，我们似乎并不应当仅仅考虑效果，还应当考虑该制度本身是否正当。在文明社会中，并不是为了达到一个良好的目的就可以采取任何手段。比如，如果从效果上看，在打击犯罪活动的时候，刑讯逼供的效果或许确实比严格执行程序好得多，但这样的做法本身是不正当的，因此，效果再好也不能采用。

　　同样，反腐败当然是很高尚的事业，但这并不意味着，为了反腐败就可以采取任何手段。比如，如果要对涉嫌官员的人身自由予以限制，就应当严格地依照司法程序。此外，还应当考虑道德后果。比如，让老婆或孩子监督丈夫、父亲，就是不恰当的。家庭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组织单位，如果没有无数和睦的家庭，当然就不可能有一个稳定而具有道德感的社会。

　　因此，中国古代法律有所谓“容隐”原则，即除了某些特别严重的犯罪行为之外，对于一般性犯罪，家属明知家人犯罪而不告发，法律并不追究。孔子就讲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后来又扩展到更广泛的亲属关系中，其中包括夫妻互隐。汉宣帝曾经下诏书说：“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历代法律规定，不得要求亲属为其亲人之犯罪活动作证，甚至规定，儿子、孙子告发父亲、祖父，不仅不能邀功，反而要遭到法律制裁。

　　这样的观念在今天仍有其可取之处。因为对于一个人来说，家庭就是他个人的堡垒，属于个人私域。从公共事务的角度看，贪官污吏固然是令人厌恶的，但他可能在家庭中是个好丈夫、好父亲。在这里，他跟他的家人一起享受人伦之乐。即使一个犯罪分子，也不能被剥夺享受这样的幸福的权利。而如果鼓励家人告发，则令家庭变质，使亲情成为服务于权力的工具，这实际上是对人性的贬低。

　　而且，“容隐”原则明确了一个重要的宪政原则：国家权力应当止于一个人的家门口。倘若国家权力缺乏审慎，贸然侵入家庭，固然可得到一时的功利性效果，却会使家庭瓦解，人伦扭曲，从而对社会秩序构成难以弥补的损害。历史上曾经有一些时代，尤其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运动时代，政府鼓励家人互相告发、揭发。其结果是，社会最基本的道德伦理崩溃，社会陷入失序状态，人，尤其是在那种人人互为敌人的精神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则出现了“再野蛮化”：人们的心灵变得刻薄、冰冷，甚至残忍，缺乏最基本的同情心，也很难善意地理解他人，相反，总是以一种怀疑、猜忌和敌意的心态看待他人。

　　当然，目前鼓励老婆、孩子监督丈夫、父亲，只是局部性，尚不足以造成严重的精神祸害。但它却暴露出制度设计者对于人性、道德和社会秩序缺乏基本的理解，在设计制度的时候，只考虑功利性效果，而不考虑它可能对社会精神状态产生的负面影响。这样的偏狭心态是比较可怕的。当代很多社会冲突，都与决策者的心灵冷硬有密切关系。

　　本期专栏作者

　　秋风　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

　　薛涌　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