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历史积淀，文化从总体上说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财富，它既包括有形的遗物和遗址，也包括精神的遗风与遗俗、伦理与道德、文学与艺术、科学与伪科学等。基于人类在认识水平、物质技术发展程度上存在的历史性局限，人类的文化有其不可避免的非理性成分，而且随着时代的前进，有些东西还会成为糟粕。从这种意义上说，北京旧有的市民文化也必然需要以开放性的胸怀来面对新思想、新观念以适应新的社会发展趋势。

　　不过，笔者认为，在提倡北京的“新市民文化”之前，更应好好认识一下老市民文化。否则，就算是表面上“新”的东西，也可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从而在北京立不下脚跟。

　　没有人会否认四合院存在的必要性，没有人会主张把京剧踢出历史的大舞台，也没有人会把乐善好施、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弃之脑后……北京的老市民文化不会因为有新东西的渗透，而改变其原有的风格或减少其固有的迷人魅力，这是由文化的本质所决定而非外力所能动摇的。所谓“新市民文化”，必须是在原有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发展而来的，失去原有文化的基础，就不是老北京的“新市民文化”，对没有根基的“新市民文化”，北京人能否接受值得怀疑。

　　因而，对7月5日的《用“鲇鱼”激活“新市民文化”》一文，笔者同意其中“只要不是‘俗文化’，北京就应敞开博大胸怀兼收并蓄”以形成北京自己的“新市民文化”的观点，但同时认为其阐述老北京需要“新市民文化”融合的理由值得商榷。

　　第一，文化本身有精华与糟粕之分。“四龄童被殴、七旬老人被子女轰出家门等事不断见诸报端”，不是现在才出现的新现象，更不是北京特有的现象，以此来论证老北京需要“新市民文化”融合似乎底气不足。

　　第二，只有在原有的文化底蕴上发展起来的“新市民文化”，才可能让北京更美。以“北京人是崇尚闲适、散淡生活的”来论证其在现代社会里是“有些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似乎有点勉为其难。

　　第三，深圳的迅速崛起，与北京没有可比性。深圳以前是个小渔村，什么都可以重来，北京能从容地重新再来吗？况且，有着浓厚的精神文化底蕴的北京，也不可能像新兴城市那样依靠“城市本身对各种新思想、新观念、新文化的大量融合”来推动城市的发展。

　　笔者认为，老北京的确需要“新市民文化”，但必须是在老北京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市民文化”。也就是说，“新市民文化”不可断了老市民文化的根。否则，就不是北京的“新市民文化”，而是北京文化的“异化”。

　　杨树（北京学生）